2006-04-04
一偏老的报道
“建筑师”对话中国
本月上旬,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英国的扎哈・哈迪德、荷兰的威利・马斯、韩国的承孝相以及英国的理查德・伯戴特与中国建筑师,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朱小地、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首席建筑师马清运、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世界建筑》杂志主编王路等,在北京SOHO现代城会馆,就建筑设计界共同关注的一些话题进行了一场“对话”,中西建筑设计理念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扎哈、威利以及承孝相均是当今世界风头正劲的“明星建筑师”,而马青运、李兴钢等则是现时国内颇有代表性的青年建筑师,他们的对话,尤其对于世界和中国建筑的探索与思考,显得颇有意义。
扎哈・哈迪德:曲线符合自然状态
扎哈,这个出生于巴格达的女建筑师现在伦敦主持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同时在著名的AA 建筑学院任教。对她的设计大部分都是曲线或者曲面的形状的现象,朱小地问,在建筑上,做曲线是最难的,折线次之,做直线最简单,是否建筑的问题必须要用曲面来表达?扎哈认为,我们都接受自然,但是自然不是一条直线的状态,地形就是有高有低的,她做曲线的东西并不是想那么做,而是为了符合一个自然的状态。同时她认为,做一个作品,可以是一个曲线性的组织方式,也可以是直线性的组织方式,但是更多的只是一种组织方式而已。
扎哈的助手为扎哈回答了朱小地关于完整性的再次提问,这个问题在现行的国内地产开发上,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几十万平米的建筑项目,完整性很强,可能整体的记忆很深刻,但是一个使用者,会在某一个建筑里边居住,他仅仅使用某一个局部,他怎样能够处理整体表现力很强的建筑整体和局部的可识别性的关系?扎哈的助手说,如果把空间缩到很小的范围,比如一个书架或者是一个小盒子,或者是一个厕所,我们都会发现很直线的东西,很有效率,而且很容易画图设计和建设;但如果放大到一个区域、放大到一个城市,你就会发现直线性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并不是说是有效的空间没有个性,因为都是一样的状态,在大的环境中就没有自己本身应该存在的个性。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一个很自然的高峰点,在这个高峰点,房子更密集,人的感觉上空间也更密集,所以他在这里走的时候,他很自然就知道方向怎么样,他不用看门牌号,自然就知道他在往中心走,还是往外围走了。同时如果他从飞机上往下看的话,这个点自然就更明显了。
威利・马斯:再有几个地球才解决问题
威利说,我们都相信今天这个世界在不断发展,现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建筑似乎都需要别人去注意它,现在的建筑到了一个不断的竞争停不下来的阶段。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停不下来的竞争呢?我们究竟想通过建筑来表达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消耗了过多的土地面积和能量,尤其是美洲和亚洲情况更恶劣。如果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再需要多好几个地球才能解决问题。威利・马斯介绍了对北京关于“大和小,高和低怎样结合”的研究,他说,现在城市住宅建筑的种类越来越少,北京基本上除了4%的胡同平房之外,96%的都是高层,这些是不是就是我们想居住的房子,它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了几个试验,看有没有一些变化的可能性。我们从最常见的塔楼进行研究,按日照、间距进行规划,就出来了某一种形式。如果把矮的胡同平房放进去的话,塔楼就只能占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果它们都是同样大小的话,这种空间就盖不了多少房子。这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能够更混合,更多样化,那么现在的规划就需要修改。
马清运认为威利和扎哈的作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扎哈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关于图案的追求和研究,而威利则表现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对于模型的塑造和捕捉。潘石屹说,威利的方案非常理性,他追求数学的准确性,有一个模型,用一个电脑程序就把这个东西全都做出来,它是很准确的必然的逻辑推理;而扎哈方案更艺术化,更随机一点,更加自然一点。威利认为,整个世界的数据是无限的,对于这样一个无限的事情,只是对有限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有限的数据放进模型又产生结果的时候,本身的循环就是无限的,建筑因这个无限性而变得丰富。
承孝相:“空”就是我要建筑的一个物体
承孝相说,很多年前我就读了一本书叫做《空间的对话》,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个话剧舞台的设计。设计中有一颗很小很小的小细树,但是就是这棵小细树让我们看到城市里的人是多么孤独,这是空的美。从看了这幅画之后,我就一直觉得空就是我要建筑的一个物体。承孝相认为,一个城市,越往中心居住的生活和工作的人越接进权利,越重要,越往外围的越不重要,这是很西方的、很国际化的一个社会的控制方式,实际上这种建筑最终体现的是西方文化思想,但不是唯一的。世界上有很多城市的规划是非中心的,摩洛哥的一个城市就没有什么中心的道路、中心的花园,也没有分成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所有东西都是混合的,也都是平等的。一个希腊的哲学家说,一本书的每一页都能看到这本书,跟那本书一样,一个城市,看一眼就知道了,你不需要诳遍所有的地方,只要走进去,只要看一个很小的建筑就知道了。 扎哈对承孝相将话题转到东西文化上表示了兴趣,她说,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发展的问题。一般来说,我很反对大量保护古建筑的呼吁,但是到了北京,我确实觉得这个城市被毁得太多了,需要保护。这不是说不要规划,不要建设了,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让它更自然地往前走,从旧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新的东西还能有新的空间产生。李兴钢则表达了对承孝相的欣赏和支持,他说,建筑的非物体之美、空灵之美、平静之美或者意境之美,和跟这些美相关的人、生活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失掉和正在失掉的可贵的传统,是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这种美和这种东方式的哲学,是挽救我们的城市,挽救我们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甚至是挽救我们文化唯一的出路。
理查德・伯戴特:没有灵魂是因为没有好的思路
作为建筑师的理查德,他更是英国著名的规划教育家。他提出了伦敦和北京未来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人口发展问题。他认为,应该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方面去找到一些方法。政府也应该利用一些有效的调控手段,提高诸如交通质量等等问题。同时他觉得,建筑得呆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所谓没有灵魂的建筑,并不是说建筑的形式,更多的是这个建筑的内容和这个建筑想包括的内容。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才变成这样。他说,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的注意力太多集中在形式上,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建筑更多的还是社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形式只是表现出来的一部分而已。王路说,北京跟中国国内其它城市一样,没有整个城市的个性,潘总要扎哈和威利等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到中国市场来,我自己有这样一种感觉,是一个武打片的场景,很多的武林高手过来了,拳打脚踢,赢出一个胜负,有一个排名或者怎么样,让我们也有机会借鉴和学习。
2006-03-12
reading 未来的艺术家
| 未来的艺术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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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23
reading 境心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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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心 或许是受到“居长安不易”的刺激,白居易穷其一生都在为文人制定简易可行的居住标准,他不但开启了造园中尺池当江、拳石为山的先河,还以大量描述园林的优美诗文成为园林经典。《白洲五亭记》可能是这些名篇里最为枯燥的,没能亲历白洲的山水名胜自然是原因之一,仅仅对着寄来的或许语焉不详的图纸而被要求写《记》,白居易说他“按图握笔,心存目想……十不得其二三”,但是,他随后的几句对物境与匠心之间关系的评点足以将一篇枯燥的文字提升为说园名篇:“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匠心,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理想的居住似乎就维系在景物之境与匠人之心的两端,好像人们真正居住其间的建筑倒反而可以无足轻重的被漠视了。 物境 中国文人将那些并不必需的身外之物称为“长物”,尽管他们心里向往着晋人王恭那种“吾平生无长物”的无物自足,或许是为了给文人以天工开物的匠心机会,文震亨专门杜撰了一部十二卷的《长物志》来为种种“长物”正名,在其首卷的开篇,他描述了文人们最昂贵的长物――“室庐”的理想基地: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 这里似乎没有山水也没有旷地了,将建筑打点得雅致清靓就好。 但是清代的文人们还是觉得有些缺憾,至少张英就在《涉园图记》里再次重申了文震亨最理想的山水标准:自昔论园林之胜不能兼者六:务宏敞者少幽邃;人力胜者罕苍古;具丘壑者艰眺望。欲兼此数者则又有三:一水泉,一石,一林木。而台榭堂室不与焉! 有了白居易的拳石当山的先鉴,张英这里的园林之胜不但山水俱足,通过林木他还兼顾了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提出的林泉标准,至于“台榭堂室”,在这标准里好像还是没有立足之地。 匠心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里记载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这里的建筑就不求宏敞,所谓“读书堂”也不堂皇,竟是可以以椽来度量的“数十椽屋”,而那些益小、尤小的“浇花亭”、“弄水轩”可能就小得我见犹怜了。据说那些以竹杪蔓草所构筑的建筑还是门人用那些慕名而来的名士的赏资自行搭建的,想来雅致与精致都有问题,对此李格非另有说法――人们并非是欣羡园中胜景,而是仰慕司马光的才情而来。于是,一个才情高人似乎就不但能够让平凡的景物变成胜景,还能让简易的建筑蓬荜生辉。就这样,清人俞樾在他自己的《曲园记》里就可以这样标榜: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也。 尽管俞樾不无谦逊地说“小人务其小者取,足自娱,大小固弗论也”,就在这个小可的曲园里,他还是精心装点了勺水当江之水,卷石当山之山,尽管水不甚深且逶迤不够、山不甚高,且乏透、瘦、漏之妙。这本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文人对山水向往的权宜之计,但在张潮的《幽梦影》里似乎已经很有些诗情画意了: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物癖 中国文人们似乎总是难以忘怀有山有水的苑囿,哪怕是用尺幅山水、盆景苑囿来小可地权当,似乎就能聊胜于无。 白居易在他的《草堂记》里就表明了他对山水一种近乎病态的癖好,这篇长达千言的长文真正记载有关草堂建筑的只有这么几句――“草堂成三间两柱,三室四口,广袤丰杀,一称心力”,而余下文字几乎是以一种超写实的方式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草堂周遭的一切景物――山水林泉、甚至平台蔓萝,而草堂尽管还会偶尔夹杂出现,但似乎也仅仅是为了标志众多景物的向背方位。 或者苏东坡会严厉批判这种病态的物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凡物为我所乐,留意于物,凡物皆为我病。 但是留意山水的神奇与寓意山水的仁智岂可轻易分开,张岱在《陶庵梦忆》里显然愿意为这种难以道明的物癖辩护: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或者,惟人之癖好深情方可解人之物癖。 人与物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里道出了山水物色的可人之处: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 但是,在文震亨的《长物志》里,可人的山水林泉与居住的建筑目的似乎一致了――居建筑也好游山水也罢,似乎都还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物我两忘的忘记: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尽管郭熙提示过文人性好林泉的别样理由:所谓“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但这里四个“常”字似乎隐约要对抗某种“无常”的不安。这不安到了祝允明那里甚至显露为一种且喜且忧的恐惧,他在《芝庭记》里可能道出了文人们特有的物癖原因,因为他相信物之精与人之华可以在“一气流转”之间相互转化。 人与物在这里的可以相互转化,早就被曹丕这样直白地表露为对死亡的大化恐惧。对人体肉身将“与万物迁化”的大化恐惧,既是曹操“去日苦多”那喟叹里的时光隐痛,也是陶渊明那“托体同山阿”里的寄物暗伤,尤其是当文人们从《韩诗外传》所描述的那个不无狼藉的死亡大化中目睹了人与物如此无常的五行转化: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膏归于露,毛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 既然一切原本属于身体的物质看来又都将化归于自然形形色色的物质当中,似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担保肉身复活的可能,既然这里没有古埃及人所保证过的永恒的来世,也没有后来的基督教所保证过的另有一个超然的天堂,除开化身于自然万物当中,人们几乎想象不出死后身体的遁形与藏身之所了。所幸的是,在一切肉身都大化于自然当中之后,人们还可以将化身自然的希望寄托于那“复归于人”的呼吸之气。假如这样的呼吸之气还可能再次流转到那些物之精华当中,那么照料这些山石林草的深情可能就并不亚于埃及人对木乃伊的壮观守护,谁能担保那些灵石芝草当中就没有蕴涵那些精华人物宝黛的气息? 物气 守护万物独特气息的任务如此任重道远,它是中国人以化身自然化解死亡恐惧的基本前提,其意义就如同西方的宗教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但都是为活着的生命提供抵抗死亡降临的生活信仰。 没有人比张岱更精于守护万物独特的气息氛围了,在《园》一文,他以四种界来界定园之水的“曲而长”的气息、以四种构筑物来隔出水的“深则邃”的氛围、以亭、禅来截取水之静来抵达水之远、最后他还能守护水的“而安”的特质。而在他的另一篇美文当中,当物色的气息被仔细包围,物色就能出现最为细微最为精妙的氛围――而“氛”字可能就是孔子“以气分之”的气性本意。 正是在物气以竹之氤氲气氛被围合并被人受用的层面上才体现了物气的真正用意,“气”作为被中国文人反复唠叨的艺术标准并不仅仅在于它区分万物的功能,既然气是能够离开人体肉身而抵达外物的惟一流转之物,它就有可能寄托了文人们化身万物的联姻重任,它就有可能将万物(包括人人)相互连接起来,构建一个园融通达的广阔世界。 境心相遇 正是为了接通万物而不是区别万物,中国文人一直钟爱的就是《说文解字》式的分类方式,并不担负西方大百科全书式的将事物孤立起来的分类重任,比如在对亭的“亭者,停也”的分类中,其任务就是要将万物乃至人类都一一关联起来,“亭”之物境就是通过与人的“停”心相遇,将亭与人关联起来,那些被李泽厚先生认为语焉不详的中国式的意境归类不求清晰,但求关联,以一种旁敲侧击的含蓄方式,通过这个关联起那个,通过这些理解那些。 在那句“踏花归来马蹄香”诗里,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蝶对那马蹄的围绕飞旋,接通那在画面上原不可嗅觉到的马蹄之花香;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洗练”一品的“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那里,通过流水我们理解了原本不可描述的月光,通过流水的波光我们甚至就可以想见明月前身;而在“拙政园”里,那些环绕一池荷花的不同建筑――亭、堂、阁、轩根本就不是为了表现建筑种类的繁多性,而是为了匹配荷花全面的声、香、色的独特气息所设置的接通器皿,化解才正是景物融合的前提。 在这里,描述荷池周围那些单一的建筑――亭、阁、轩本身是否样式奇特全无意义,因为各类建筑存在的一致目的似乎都是要描述理想的物色关系,描述的全部重心都是为了让人工之物融入物色并化解合一。至于单独的建筑是否奢华或者单一的环境如何整齐都不在这种关系的描述视野之中,在一个中国文人眼里,评价居住的环境标准是在于万物之间的一种交融关系,而不是种种的建筑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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