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30
copy 同台――库哈斯 vs 矶崎新
| A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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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时，有人注意到库哈斯所演示的关于世界格局的幻灯片中美国被搽除了。库哈斯承认他是故意的。“美国确实有一些影响力，但还不至于影响世界地图。我的暗示是――美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连问题也不愿意让人去揭露和讨论。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如果全球没有美国，那我们生活该是何等自由。首先欧洲不会想到组成欧盟，于是世界会越分越小。当然，中国也会过得舒适一些。” “至于中国，如果走下去，越来越接近美国，前途一定很暗淡。”他补充。 建筑中的社会能量 ――“青浦新城大师讲坛”演讲实录 雷姆・库哈斯 我想通过前三年我在中国的工作来表达我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评判。当然这其中CCTV最受大家关注的，但在这个工作之前我们对中国理解的程度让我们开始思考到底这种建筑类型在国际能量中如何转换？在中国，高层建筑是否呈现一面倒的发展规律？于是，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对这种特有尺度实践的完成和理论的探讨。 翻 译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的发生的时间段和发生的性质呈现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的趋势；随着经济投资的加大，高层建筑基本上也呈现越来越密、越来越高端的堕落发展轨迹。对于我来说，来中国设计高层建筑除了盖房子，其实也是一个探讨的过程。探讨的不单是经济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参加世贸中心重建方案的竞赛，另一个是设计中国CCTV。我觉得CCTV项目从概念上来说，其实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将高层建筑现象翻译成可以适合中国媒体使用的形式；把我之前的设计尺度翻译成可以适应CCTV的尺度。CCTV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翻译的可能性。我第一轮CCTV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创造形象的方式翻译了一个物件――一个大体量的建筑。显然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研究建筑的很多问题，只是用一个雕塑甚至是浮雕的艺术状态来表达建筑。这个方案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它没有把建筑的更多深度表达出来,没有把建筑状态表现出来。在这个方案模型接受评标的几个小时后，我们在北京找了一家模型公司。在那，我们将我们对中国所有在语言和操作层面上能感知到和理解到的内容融入了新的创造。于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模型产生了。为了让很多中国领导看见这个模型，我们开了一辆卡车装着这个模型在北京晃了好几天。 大家都知道CCTV可能在国内是非常有争议的项目，同时我们从事的也是非常有争议的工作。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项目操作过程当中，来自西方的政治争议远远大于来自中国的，争议的焦点是：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事务是否应该介入其中？在CCTV开工庆典那天，有人替我拍了一张照片。现在，这个照片成为我特别喜欢的一张，正是因为这张照片出现一张欧洲报纸上，我们失去了一个法国项目的入围权。 在这种全球经济和地域政治的影响下，世界上其它地域的政治导向和中国经济强势上升的对立是每一个国际建筑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设计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人类都有好处的项目，比如说医院、学校；另一种是设计那些代表特定政治氛围的媒体建筑。目前在全球除了经济一体化，地域、政治也呈现一体化，这是建筑师必须直面的事实。 在整个CCTV的工作中，我一直在翻译。这个翻译，除了建筑概念、工作方法上的翻译，一般语言的翻译，更重要是在每一个技术难关都要经过大量的技术和讨价还价的翻译，都要经过经过多人次、反复翻译的过程。 两张面孔和无数张面孔 对于CCTV，一直有很多争议。对于形象上的争议，我没有太多反应。我关注的是――城市生活状态的讨论。比如说，当时CCTV用地占据了北京CBD的四个街区，政府希望CCTV是那种校园式的建筑――四面围墙围着。但我们希望把整个城市打通，把街区还原,纳入更多的城市状态。这其中我们遇到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幸运的是目前我们已经说服了很多方面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 又如，在规划中场地左边是一块大绿地，但我们希望在街区引进后，那里成为一个媒体公园,形成大量人群和媒体之间的互相激励； 还有，在设计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技术问题，如何把各个群体串联起来？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CCTV通过技术将城市公共交往一路拉升到天空。这一想法的实现需要非常强的技术，但如果技术带来的回报是整个公共交流体系的延展，那它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都有意义的。 整个工作过程基本上是说服甲方接受许多条件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目前的技术所能够完成的空间被真正挖掘了出来。就是说，CCTV为技术、文化领域提供了多种挑战极限的可能性。 这其中我要讲一件事，在CCTV接受地震模拟实验时，我们所有研究人员在缩小模型前拍了张照片，照片中一群西方人只有两张中国面孔，这就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口比例。而另一方面，真正在做事的，真正让这个事情发生的却是大量的中国工人。究竟什么才是影响世界的真正力量？显然不是后者。 但好消息是，我相信通过整个建造的过程，人口比例将会发生变化。这也是整个CCTV工作过程当中对所有技术难题的解决和任何一个技术问题重新修改的目的。 两 难 我对中国的兴趣，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只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更是集中在中国当代政治能量和当代社会状态上。在我看来，CCTV是未来的历史，是未来历史的创造。随着对中国未来历史兴趣的与日俱增，我们参与了其它一些更有政治色彩的项目，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我们都知道，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张永和先生的父亲。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建筑，因此我们的改建思想是将原来的建筑作为一个模具,在维持“模具”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使用功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方案，如果被全盘接受，我会很高兴；如果被全盘否定，我同样很高兴，因为全盘否定标志着建筑圈能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管如何，我欢迎任何针对我的讨论。我不欢迎的是――没有经过讨论的接受或否定。 这个建筑其实代表了中国解放后最美好的一段建筑时期，而现在同样是一段好时光。将这两段建筑时期搭接在一个项目中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它将我们带入了现代和传统的历史关系，当代人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关联，在中国没有人讨论，在西方没有听众。 在整个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待历史，我们的关注点不应放在历史审美情绪、历史形式的质量上，而应放在历史的价值观对现代生活作用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直要追溯到我们对历史的情结和对历史保护现象研究。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影响我们历史保护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事件。在对历史保护的条例的设置中，这二个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对历史保护的需求其实是一种现代行为。 这种保护，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一开始条例提出保护一个纪念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范围越来越大，最后扩展成到经济和政治势力都控制不了的范围；随着保护范围的扩大，保护的时间段也在逐步缩小：1882年，条例规定要保护200年前的东西；而现在的情况是――今天过完就要保护明天的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哪些东西更有价值，值得我们去保护。 现在西方的保护理论已经呈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建筑师基本上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中国学术界紧随这个潮流，将来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保护变成一种失去情结。现在，中国正面临抉择：是停留在一种怀旧的情结中？还是运用严谨的科学判断方式？ 除了刚才说的二个发展趋势以外，其实在历史上，还有两种不同的学说： 一个是主张纯正的正统性；另一个则希望恢复历史的荣耀来展示历史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对罗马的某个时期非常喜欢，那就要把其它时期的痕迹抹去来恢复原来的尊严。 无论持有以上哪种观点来观察北京，都会非常奇怪：一方面，如果要保护历史现状，具有可认知深度的历史信息已经太少了；如果要保护恢复，研究不可知历史状态的工作又太多了。我认为，中国应该把具有影响力、多种可能性的历史价值综合考虑，达到具有数据化、统计化的保护管理。 前一段时间我对上海的城市空间体系和2010世博会做了一些研究。总的来说我对上海的印象是，目前上海正在用一种非常集中化的管理体系来达到城市分解的目的，这个过程本身会对城市产生什么样效应呢？我非常关注。 很显然，矶崎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2年前，他在青浦朱家角的演讲中探讨了20世纪初日本对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影响；此次，他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个人设计思想的影响。 汉字和数字化 ――“青浦新城大师讲坛”演讲实录 矶崎新 我的中文名字叫“矶崎新”，我的英文名字叫Isozaki，这两个名字让我变成了两个人。 汉字从12世纪时候开始进入日本，进而影响了越南，以及其它亚洲地区。汉文化圈内的国家用一样的文字，尽管发音不一样，但用书面文字一样可以沟通。我本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中国成立时，我在上大学，因此我学的中国汉字是传统汉字。当时恰逢现代建筑开始进入日本，于是我开始接受现代建筑教育。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的中国文化和我以前学习到的中国文化并不相同。在日本，我所学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其实是欧洲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殖民文化、欧洲文化、中国近代文化的混合体。但渐渐我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并非如此。 “耀” 我的认识始于一个汉字――“耀”。一张白纸上只有一个“耀”字，偌大的“耀”是唯一的人工物，空白之处是一望无边的自然，自然和人工结合得如此微妙，同时演变出不同的深远思想。左边是“光”，右上方是“羽”，右下方是“佳”，不同意义的汉字组成了一个另具他意的字。 这常常让我想起我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作品，那同样也是一个文字，一个符号，一个巨大的“？”。作品是一个高尔夫会所，建造于上世纪73年到74年之间。从高空看，整个作品呈现为巨大的“？”。为什么是“？”？当时高尔夫运动在日本非常盛行，我本人不打高尔夫，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这种运动，于是我就非常直观地做了一个问号。 随后我设计了一个青少年人文科技馆，场地一面对着大海，另一面朝向市区。因此，在我的设计中，建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面。两面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形成了崭新的建筑，这与汉文的构成同出一辙。 之后，我慢慢意识到中文对我的影响其实早已渗入我的设计思想。在学生时期，我曾设计过未来城市――将未来、过去、现在混合在一起，挖掘出对现代的思考，恰如汉字的组成。 圆、方、“十” 马洛维奇的代表作出现在1915年俄国圣彼得堡的一次展览中，作品名叫“黑色正方形”。但我将它理解成汉字：从最简单的黑色正方形开始，渐渐组合演变成不同其它的图案。这个过程就像翻阅中文字典――看着一个字从最简单的结构开始渐渐演变成最复杂的字。而我也开始尝试性地将圆、方、“十”字――马洛维奇作品中3个基本元素应用到一些作品中。 “心”与“树” 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是我的最新作品。在设计时，我画了无数张草图，当我画到最后一张时，猛然发现建筑中心呈现一个隐约的“心”。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一个作品。我受邀为一个艺术中心设计入口。在设计中，运用了树的元素。 无独与偶，“树”再一次出现在我的另一个作品中――深圳文化中心。建筑的两个入口大厅均采用了树状结构，一棵叫“金树”，另一棵叫“银树”。 让我们再次回到过去。1915年高迪先生在圣家教堂中使用了树状结构。因为种种因素，他的实验进行到一半就终止了。100年后，我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在计算机的帮忙，我们终于可以确认树形结构的合理性。 我的设计生涯可以分为两部分：前20年用手绘来决定很多建筑形体；之后20年通过计算机来决定建筑形体――将具体要求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会自动生成结构最合理的造型。 天 书 对于我设计的正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确实有一些争议。但我认为我的设计并非对汉字形式上理解的引用。建筑是一个复合设施，如何将各种功能通过特定手段表现出来是很多建筑师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建筑用了“喜马拉雅”这个名字，如果用喜马拉雅的形象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但会是比较极端的但常用的解决办法，我不希望用如此特殊的方法来解决建筑形式这样的问题。我想，针对这样的大体量的东西还不如把它里面所有的功能就这样展现出来。在中间我也用了许冰的文字――天书，许冰的文字是一种创新――看上去是汉字但又并非汉字。它们是没有含义的汉字，但同时让不具备含义的东西成为有含义的东西，这种过程或者思维方式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分 裂 汉字可以由不同的汉字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新的不同含义的汉字。建筑也是如此，把不同的功能用不同的语言表现出来，最后形成的是一个不同的、具有新含义的建筑。 人同样如此。在我内心中存在着分裂，或者是双重人格，但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处于现代与传统中，东方和西方中，中国和日本中，我们每个人肩负着各种各样的、对立的、不同的状态，我把我的分裂状态直接展现在我的作品中。在40年前，我写过一篇杂文，如果看过“反建筑史”的人会注意到这篇文章――流言城市，文章中我将内心中两个人的分裂、斗争进行了描绘，文章中的我成了两个人：A和S，我的英文和日文名字，现在在中文中S已经变成X了。这种格斗和分裂和汉字的组成非常形似――左右，上下在撞击着，在此过程中有新的东西产生了。 记者：库哈斯先生和矶崎新先生是否能互相评价一下彼此。 雷姆・库哈斯：评价矶崎新先生有三点。第一，实在不容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创造力；第二，实在不容易在创造力过程中表现得这么不连贯、不一致，以及充满想象力。矶崎新先生的工作有时候非常优雅、有时候伤感、有时候粗鲁、有时候也是抽象的。当然我也是不连贯的；第三，他是新陈代谢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三点使矶崎新先生成为我永恒的研究对象。 矶崎新：或许我比库哈斯长了20、30岁，这意味着他很年轻就成为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我比他早10-15年开始建筑师生涯。我和他处在不同的年代中。我在60年代毕业，试图加入这个国际舞台。60年代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情境，是一个文化革命的年代，反对建筑、反对权利这是我年轻时的政治主张；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改变了很多。尤其是90年代之后，媒体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政治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我想我应该顺从这个时代了。 文化机构、博物馆是我乐意接手的项目。我知道库哈斯的客户和我的不同，库哈斯和新的资本形势结合，他影响着这个世界。对于他的状态，我很憧憬，但我知道我干不了，所以我安于我所在的传统建筑领域。 |
tAO 发表于 12:48:27 | 阅读 () | 留言 (0)
2006-06-29
reading 城市、文学与历史――阅读《看不见的城市》
王志弘一
在意大利小说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的作品中，「城市」一直是个重要的主题，其中又以《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1972）最为富丽璀璨，一个个城市的故事贯串成为令人爱不释手的珠炼，娓娓道来城市人生的迷魅。本文的评论不以文学批评为主旨，而要将这本小说放在都市研究的脉络里来谈，连结上都市史的书写。但是，一本在书架上归类为文学作品的小说（fiction），以其虚构（fiction），和学院里的都市研究有什幺关联，甚至对都市史有所启发呢？这是个根本的问题，也正是本文评论的线索。城市与历史虚实真假的判准在哪里？都市史写作的价值与效用何在？怎幺样才能穿透虚幻与现实的暧昧界线？被评为「魔幻写实派」的卡尔维诺，在他的城市「文学」里，会有不寻常的看法吗？
二
这部「小说」的正文，可以轻易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以不同的字体做形式上的标明。第一个部分是每一章各有标题的短文，第二个部分，则是每章前后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情景。
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明显的「情节」，那就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报告他曾经出使游历的各个城市的奇闻，以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不过，仔细阅读这些城市的故事，可以发觉叙述的内容，偶尔会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时空背景，例如摩天大楼、机场，以及一些后来才会出现的城市名称（如洛杉矶）。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构想另一种情节，就是卡尔维诺自己透过两个「戏偶」，将古往今来的城市故事搬演给读者观众（「作者」现身说法，以凸显小说之为虚构，正是后现代小说所指认的特征之一：或者，这可以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史诗剧场」的「疏离效果」来比拟？）。或者，我们可以解脱对马可波罗游历的时空背景预设，径自认定书中的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有特殊的时空穿梭本领，《看不见的城市》因此不过是一部刚好有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两个角色的小说。
《看不见的城市》引用一个混杂了史实（忽必烈）和小说（《马可波罗游记》）的典故，其实正好点明了卡尔维诺跨越虚实分界，允许读者多重解读、多所思辨的「用意」（作者的用意何在，一直都是个留给观众玩味的题目）。
扣除了各章前后马可波罗和忽必烈的对话，本书总计有五十五个城市故事，归属于十一个主题，意即每个主题有五篇故事。（这些故事的出现顺序，依其标示法和出现章序，有一种结构性的关系，除了第一章和第九章各有十个故事外，各章有五个不同主题的故事，并依序每章出现一个新的主题，依标题排起来，正好是五四三二一的顺序。这种有秩序的安排似乎是卡尔维诺的偏好，或许反映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形式趣味，但是本文不拟继续深究。）
以下依序概述这十一个主题所含括的意涵：
．「城市与记忆」
第一个主题述说城市的记忆，张开了空间与时间与事件所交织的记忆之网。不同的故事言及记忆的不同面向与内容：影像的记忆、氛围的记忆、心情的记忆、感觉的记忆。复杂的记忆牵绕人心，与现实纠缠。不过，如果为了方便记忆（这里出现了博闻强记的理性企图），而强使城市不动，则城市枯萎，沉陷记忆之中，则人生枯萎。而且，经过时间的改造，城市的血脉终致断裂，记忆中的老城市，真的只存在于记忆和影像之中，只是想象所串连起来的连续性，依然发挥了解释、评价与影响现实的作用。
．「城市与欲望」
有创建一座城市的欲望，有一座城市所创建的各种欲望，欲望是对应着缺憾与幻想中的满足而升起。但是，欲望的形式与形成不全然是主观的臆想，做为人类之活动沉积的城市，正以其固化的形式赋予欲望形式，或者说是将欲望投射在空间化的形式之中，并同时以其空间布局，捕捉飘忽的欲望。可是，为了拢括所有新起的欲望，城市也不得不随欲赋形，与时俱变。
．「城市与符号」
这一组故事描述城市所披的抽象符号外衣，阐释名与实、符征与符旨、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分离和不一致，进一步点出城市的表面与内里、灿烂与灰暗的两分。更重要的是关于城市的论述、描述城市的那些字眼，经常取得了自存的生命，而取代了地面上的城市。吊诡的是，如果我们没有了字词，甚至无法想象和记忆城市，符号的外衣原来不是可以穿脱的定制衣饰，而是随着城市一起成长变化的表皮，紧紧黏着城市的筋肉。
．「轻盈的城市」
这些故事说的是城市组构的「原型」：千井之城地底湖的构造、欲望与城市形式配搭而造起的城市、只由水流的管线构成的水神之城、工作和玩乐两个半边拼合而成的城市、吊挂在山谷上的绳索之城。这些故事以不同的切面，讲述构成一座城市的骨架、结构或原理。这些或许不为居民所识的原理，并不因此减损其左右城市命运的能力，并且经常在据之而构筑起来的传说、神话和宗教上，显露其若隐若现的身影。
．「贸易的城市」
在贸易的城市里，交换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货物，同时进行的还有记忆、欲望与眼光的交换，身分、角色与生活的交换，乃至于整座城市的交换。在交换的时刻里，交换的各方也建立了关系，而这些关系经常是固定模式的重复，交换常常只是元素的互换，而非结构的转换。不过，在交换的过程里，在关系的网络里，移动通行的路径是如此繁复多样，即使关系的结构不变，往来互动的方式却无穷尽。
．「城市与眼睛」
这一组故事说的是观看，是观看所预设的一段距离与位置，是观者与被观者的对应。一座城市的形貌随着观看的心情、立场、角度与生活方式而定。每一双眼睛里映照着一座城市，千百万双眼睛里映照出来的城市所构成的混合体，是否正好是地面上的那一座城市呢？
．「城市与名字」
城市的名字将关于城市的论述和字词都凝缩起来，成为一句咒语。城市的名字与实质，城市的论述与现实，论述与记忆之间，总是有差距，但正是有这些差距所展开的空间与时间，人与城市才得以存活，而不致窒息。城市的名字归予城市的所在地，还是归予造就城市的活动和人？或者根本就是归予名字所唤起的记忆和景象。城市名字的更替与维系不仅是岁月与地理的转移，同一个名字底下，有着城市的错乱系谱，以及古老城市之名的荣光所促动的建构系谱的欲望。
．「城市与死亡」
死亡不仅是时间的断续，也是空间的隔离。这一组故事讲述城市里人的世代承递，以及结构的长期变化。死去的不是已经消失而不再存在，死亡是一个现存的范畴与领域，散布在城市、言语和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过去的」对于活着的，进行中的事物，仍有其模塑的力量。如果诞生使得存在有希望，那幺死亡使得存在更为真实。
．「城市与天空」
这一组城市与天象的故事，视天空为城市（人世）的理想、欲望与真理之所在，天体的运行法则，经常被视为城市组构的原则。天空也代表一个全盘的视野，由此可以侦知和观测我们置身城市的织理之中，所看不到、察觉不到的事物或道理。但是，天象与天体不正是人类世界的投影吗？那幺到底哪个是原理或根本的所在呢？
．「连绵的城市」
都市的蔓延与自然世界的被侵吞，是卡尔维诺在这组故事里为之叹息的现象。现代城市的广袤，是城市向外扩张的结果，而且城市是一个消费与制造垃圾的核心，将残余推挤到边缘；而都市景象的重复，使得不同都市的名字失去了实质的差异。最终，都市成了没有外在，没有自然，没有一个可供逃离、脱身和反省观照的对立面的庞然怪物。
．「隐匿的城市」
潜隐的、看不见的城市，不是目光之所不能及，而是心神不在之处，是被忽视的地方。隐匿的城市是想象、欲望、记忆、死亡、记号的包被之处，看不见的丝线穿透绑缚了意想不到的人事物的组合。这些隐匿的东西也许一直存在，但看来像是只在一瞬之间，或许只有在日常生活刹那的裂缝里，才能见到与察觉。只有以不同的眼光，怀抱好奇，于不疑虚有疑，才可以照亮这些角落。
三
其实，十一个主题或隐或显穿插出现在每一个城市故事之中，而不拘限于标题。藉由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对谈（听故事者与说故事者的关系），卡尔维诺传达了另外几个重要的讯息，都是有关叙事与论述的建构，以及真实和虚构之难分：
1、习得忽必烈的语言之前，马可波罗以物品的搬弄，配合了手势来表达，虽然在意义上不像语言那样精确，却因此有多重解读的可能，听者与读者可以自在地想象，也可以索性略去不理，有参与其中一起操演的空间，不必像听熟悉的语言一样，必须逐句逐字依循规范，而被绑缚在僵硬细密的正文之中。据此，《看不见的城市》就是一则则的寓言，是有言外之意，而读者必须自行思索的寓言。
2、论述没有穷尽之时，总是有可以继续说的东西，这不是因为无法造就一种论述的原则或规律，来掌握一切可能被提及、被描述，因而可能存在的事物（以论述来捕捉现实，已是好几代人的意图），而是因为论述背后总是有浮动漂移的欲望，使论述一直编织下去，甚且论述谈论的就是论述本身，而真实则只做为论述（欲望）的对象而存在，不再有一个论述之外独立独存的真实可以辨视出来。
3、但是，在论述停歇之处，我们也总是摸得到、看得着的城市，是否就是真实之所在了呢？真实是在石块灰泥之中，是在人的活动往来之中，还是在心情与感觉之中，是在于饥饿和死亡？当我们反思之际，论述又潜身而入了（因为思想总是透过论述进行）。但是无论真实是什幺，以及真实是否能被探知，若无一设定的「真实」做为基础，论述也无从着根生长，因为论述总是有一个对象（即使那个对象是论述自身，此时，论述即真实本身）。
4、无论如何，论述要不抽象干枯，便要经常有欲望、记忆、惊奇、幻想、感觉、身体的活水灌注。
四
1、论述中的城市与城市中的论述再现与现实
《看不见的城市》是关于城市的论述，也是阅读了城市之后的记录，因为诚如贺龙．巴赫德（Roland Barthes, 1986:92）所述：「城市是个论述……我们仅仅藉由住在城市里，在其中漫步、观览，就是在谈论自己的城市，谈论我们处身的城市。」据此，城市本身足有意义而可读的正文，而且城市正文的写作者，正是生活其中的人，透过人的实践（居住、漫步，及其它种种活动），不断书写城市。当然，城市不像语言一样有一定的字汇和语法，但也有其惯用语和发言立场。当然，视城市为论述的同时，已经引发了论述的材料，以及发言者和接收者是谁的问题，这也连带了「城市是什幺？这个字所指为何？」的问题和「再现（rcpresentatipn）与被再现之现实的区分」的问题。
论述的材料不仅是语言，也是任何能形成有意义之连系的事物，亦即具有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的事物；论述的发言者不仅是人，也是具有发散、沟通意义能力的事物与活动；论述的接收者不仅是有理解意义能力的人，也是受论述所影响的事物和活动。其实，在这幺界定的时候，以语言或象征体系为再现，以物质为被再现之现实的传统观点，已经动摇了，因为此时语言本身可以是再现的对象，而物质与实践也可以是再现之凭借。
这里所蕴藏的再现／真实，已经是一个多重视点／多面体（多重现实）的讲法。由于论述之凭借是多样的（不仅仅是话语），发言者、接受者也不定于一尊，再现就足多重视点的再现，而做为论述之对象方能被我们知觉到的现实，遂成为一多重现实[是否有一个真实不虚的现实在论述之外存在，在此是一个置入括号的问题]。详言之，现实是多重的，论述也是多重的：以论述来谈论城市，但城市本身也是论述；可以话语、以石头灰泥、以身体姿势、以行动来发言，也可以话语、石头灰泥、身体姿态、行动做为论述的对象。据此，城市也是多重的了，因为城市使存在于关于城市的多重论述（discourses of cities）和做为论述之多重现实的城市（cities as discourses ）之间。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已经暗藏了现实的多重性与论述的多重性。卡尔维诺在「文学里现实的诸层次」（1978）一文中，提及文学作品有许多层次的现实，而文学正是立基于这种多层次的区别之上，如他所举的例子：「我写道荷马说尤里西斯说：我曾经听过女妖的歌唱。」我、荷马、尤里西斯、女妖这几个主体，都位居文学叙事的不同层面，所牵连的是不同层次的现实（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在此就不是根本的了，因为真假成了在不同层次随论述之运作[别忘了，这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牵扯] 而变动的性质，是斗争的标的，而非先验的存在）。
这里关于论述、再现与现实的讲法，会让人联想到尚．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 1983）的拟像（simulation）与过度真实（hyper-reality）的提法：到了拟像的年代，已经没有再现与被再现的对象之间是否符应的问题，因为拟像取代了现实，拟像之外没有现实，只有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但是多重论述和多重现实交缠的提法，却不取消现实的存在，而是指出现实及其论述的不可割离，以及论述与现实的多源多样。而且虽然现实的各个层次区别，是（透过论述）建构出来的，但是这些建构并非纯属心灵产物，而有其物质性的经验和实践为基础，也就是说，论述有其物质性（亦即，透过多重多样论述的区划分类与再现中介而得以被感知、理解和「触摸」的多重多样的现实，正是这些论述所以会存在的基础。以论述本身为论述对象的论述，只是说明了论述与现实、再现与被再现者之间的模糊界线。这种界线在哪里，其实也是论述斗争的目标之一。）
2、都市经验与记忆：复杂多样与世界缩影
《看不见的城市》以城市做为铺陈作者对人类状况的观察与意见的场景，这并非偶然，因为城市正是人类世界之缩影，是「复杂多样」的体现之处。
贺龙．巴赫德在《艾菲尔铁塔》（1979）一文中，写道：「铁塔最终同一切重要的人类场所具有的基本功能――自给自足――重新连结起来；铁塔可以独立自存：你可以在那儿梦想、吃喝、观赏、理解、惊叹、购物；正像在一艘邮轮（这是令孩童梦想的另一个神奇对象）上一样，可以感觉自己与世隔绝，但仍然是世界的主人。」（p.17）。城市其实正是最为整全的铁塔和邮轮，它包容了惊奇和差异，是奇想的实现之地，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此外，巴赫德也提到：「城市是我们和他人相遇的地方……城市中心被认为是社会活动交换的地方，而且……这是一种情欲的活动。城市中心总是被认为是颠覆性力量、决裂的力量，以及游戏的力量作用与会遇的空间。」（1986:96）。城市中心正是城市的复杂多样最为明显而诱人的所在。
人类为了求生存，总是要对周遭环境的利害之处有所了解，因此，对于身处环境之全貌的探知，一直是人类潜在的欲望。一方面城市以其复杂多样，激发了更强烈的探求全貌的欲求，另一方面，城市也正以其无所不包，而成为构想整个人类世界的模型，成为全貌之缩影。在艾菲尔铁塔上远眺的快感，正是对于复杂多样的城市织理，有了全盘掌握的快感，有了掌握城市所体现的世界的快感，是一种知悉和掳获全局的满足感。
都市的经验与记忆，在每个时代一向是以其多样性为根源。但是在工业化进行之际，都市的急遽扩张，为这种复杂多样带来了新的尺度，新的强度和节奏。快速繁复的变化，使得感官所接受到的景象和讯息，成为片断化、流转不居的拼贴。此时，全局全貌就显得更难猜想掌握了。
所以，都市经验一方面是身陷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的感受，一方面又是支离破碎，难以分类的纷杂，《看不见的城市》在其故事里，同时展现了这两个层面（例如城市与天空系列隐含结构性的整体，城市与符号系列则指涉城市之纷杂多面）。
3、城市史的建构与解构文学、历史与政治
回到本文前言所提的问题，一本「文学」著作对都市史的研究有何意义？文学与历史研究有何关系？都市史研究的价值与效用何在？这些问题牵涉的乃是文学、历史（或一般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连。
卡尔维诺在（哲学与文学》（1986:39-40）一文中提到：
哲学和文学是互斗的对手。哲学家的眼睛穿透世界的幽味昏暗，剔除它的血肉，将纷杂多样的存在事物，简化为一般性观念之间蛛网一般的关系，并且制定了法则，棋盘上一定数目的卒子，便根据这个法则移动，而穷尽可能是无穷的组合方式。作家走过来，用国王和王后、骑士和城堡代替了抽象的棋子，它们各有称号、特殊形状，以及一系列皇家的、似马的，或教士的属性；作家不要棋盘，他们铺展了一大片尘土漫散的战场，或是狂风暴雨的大海。所以，游戏规则至此已经被颠转了，揭显了一个和哲学家截然不同的事物之秩序。或者，这时候发现这些新游戏规则的人又是哲学家，他们匆匆跑回来，证明作家的所作所为，可以被简化为哲学家自己的各种操作之一的项目，而个别的城堡和主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观念披上了外衣。因此，争辩持续进行，两方都相信在征服真理（至少是一个真理）的路途上，叉向前迈了一步，但同时也十分清楚他们用以建构的材料，跟对方一样，都是字词。但是字词有如水晶，具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切面和旋转轴，随着这些字词水晶摆放的位置，以及这些偏光的表面如何切割和层迭错落，光线就有了不同的折射。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冲突，不需要解决。相反地，我们只有认为这种冲突是恒久的且时时更新，它才能保证字调的硬化症不会像一层冰一样封住我们。在这个争战中，两位竞逐者不能将目光从对方的身上移开，但是也不能逼近而置身同一个角落。
哲学（乃至于一般社会人文科学）与文学都是从事论述的编纂，只是它们自认是在不同的层面掌握真实，并且因此在不同的战线从事论述的战斗。战场上，真与假的问题就没有标准答案了（真假已经成为操弄的标的），重要的是能够获得胜利（当然，战斗有其目标，而非盲目争斗）。因此，文学和「学术研究」两者，至少在扣连上政治（权力关系的拉扯）时，哪一个最接近真理的问题可以先搁下，而要考量彼此如何在论述战斗上相互支持。据此，都市史（不论是文学中的都市还是历史研究中的都市）的效用与价值，除了「鉴往知来」之外，主要就是扣连在政冶行动上了（若从知识、权力与论述的纠结来看，写作初始就脱离不了政治）。
卡尔维诺在《文学的政治正用与误用》（1976）一文中，提到文学的政治用途的两种误用：(1)文学的作用在于说出已经由政治所拥有的真理，(2)文学是永恒的人类情感之所归，是政治经常会忽视的人类语言之真理所在。以及三种正确用法：(1)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特别是那些被政治语言所排除或试图排除的，(2)安置一种语言、视野、想象、心灵努力、事实之关联的模式，创造一个对于一切行动计划――尤其是政治行动――都很重要的既属美学又是伦理学的价值模型，(3)认识到文学是一种建构，其中所包含的讯息，作者本身也不全知道，文学除了作者的部份之外，总是有一个集体与匿名的部份，因而推知政治也必须如此自我认识与自我质疑。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是，「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也离此不远。都市史（文学与历史研究）做为论述之战斗，做为政治行动之一环，正是要站在某些特殊立场发言、赋予名称，以及从事解释，要建构一个可以展开行动的历史计划，却又清楚理解到这个计划乃是建构，而非永恒之真理，神圣而不可侵犯，这是都市史写作的效用与价值所在，也是文学与学术研究的共通精神。《看不见的城市》正是卡尔维诺针对一个古老的论题：城市是什幺？以及后面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人的社会是什幺？而编纂的参与论述战斗的利器。
五
选择马可波罗的故事做为讲述城市的布景，有什幺意蕴呢？除了意大利威尼斯这个永恒的隐喻之城外，马可波罗这个角色做为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旅行家，做为一个说故事者，他是一个漂移的论述编造者：他不仅仅是在时空旅行，也在他的心灵中旅行，漂移的位置，正对应了漂移多变的论述。
但是，观览《看不见的城市》，令我们感动的不是马可波罗的博闻或奇异经历，而是他在拜访和讲述不同的城市时，一惯不变的仔细用心和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或许会让我们无法冷酷地分析社会的现实，找出战斗的最佳位置，而沉陷在浪漫的幻想或情绪之中，但是这种幻想和感情，却是支持我们不畏挫败、继续前行的动力。
参考文献
Barthes, Roland
1979
"The Eiffel Tower", in 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Howard.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pp.3-17.
1986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 Cottdiener &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87-98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s. trans. by Paul Foss etc. New York: Semiotext(e).
Calvino, Italo
1967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ember 28, 1967.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p.39-49.
1976
"Right and Wrong Political Uses of Literature", Paper read at a symposium on European politics arranged by the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at Amherst College, February 25, 1976.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p.89-100.
l978
"Levels of Reality in Literature",Paper rea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vels of Reality," Florence, September 1978.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p.101-121.
1986
The Uses of Literature. trans. by Patrick Creagh.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tAO 发表于 11:26:27 | 阅读 () | 留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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