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08
reading 灰色的天空――刘家琨作品的另一解读
Grey Sky: A Reinterpretation of Liu Jiakun’s Work
摘要 本文提出解读刘家琨作品的另一种可能，是为了探寻和揭示一个日渐成熟的建筑师的作品里所隐含的连贯性、复杂性、甚至内在的矛盾性；并试图通过引入“开放性地域主义”这一概念来拓展我们对其作品的“地域性”的认识和理解。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interpretation of Liu Jiakun’s work is to
detect and reveal the consistency, complexity, and even inherent
contradictory embedded in the work of a maturing architec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expand on the meaning of “regionalism” as
currently being understood in his work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iberated regionalism”.
关键词 刘家琨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 地域主义 天空
Key Words: Liu Jiakun, Mrgadava Musuem of Stone Sculpture,
Regionalism, Sky
…它突显于灰色的天空和常绿的环境，使建筑物整体在天空和土地之间取得和谐的关系。
一条坡道由慈竹林中升起，从两株麻柳树之间临空穿越并引向半空中的入口。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页岩砖组合墙外壁，凸凹窄条模板留下的粗糙质感和层叠肌理，确实会让人联想起手工劳动的繁重、巨石、地质结构、废墟、甚至时间的缓慢或者漫长…
“此时此地”、“地域主义”、“乡土建筑”――这些经常被刘家琨本人和其他人用来描述其作品的语言都无可避免地跟土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许是因为建筑师成长和工作生活的环境――四川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内陆城市，过去的历史文化赖以成长的基础是成熟的农耕文明…” 刘家琨的建筑作品常常给人以“质朴”、“稳重”、“务实”的印象――我想大概近似于英语里的“down to earth”，即“脚踏实地”。
如果我们还相信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话，物质决定了建筑“脚踏实地”的属性。刘家琨对建筑物质性的专注体现在他对各种建造方法和建筑材料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尝试：早期艺术家工作室系列里最常见的抹灰刷涂料，犀苑休闲营地的黑色镜面花岗岩和鹅卵石墙，群星美术学校的玻璃砖，“红色年代”的铝合金百叶，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现浇混凝土/页岩砖组合墙、室外的冲刷露骨料墙段，鹿野苑二期的预制混凝土砌块、预制混凝土窗格、清水砖墙，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馆的人工锈蚀铝板，成都天主教堂改建部分的原木结构和钢节点，金华建筑艺术公园茶室的钢格栅和阳光板，等等，此外还可以列举出各种浓烈或者灰沉的人工着色以及吸收了“民间智慧”的自来水管、钢筋、瓦片、电线杆等现成材料的“误用”… 长期的积累工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建筑师的个人语汇和作品的表现力，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建设量巨大而物质资源却相对贫乏的国家，这种持之以恒的“低技术手段”探索更显得令人钦佩。在国内建筑学术界，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组合墙还曾经成为一场关于“建构”本体和表现的热烈辩争的焦点。
在切入正题以前，笔者觉得有必要首先报导一下即将落成的鹿野苑二期建筑。新建部分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展馆组成：其中两个仍然采用了与一期相同的现浇混凝土/页岩砖组合墙；另外两个展馆由于收藏内容的不同（一为陶雕，一为佛教壁画）而使用了新的外墙材料预制混凝土砌块和预制混凝土窗格。混凝土砌块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条件下订制的。为了达到预定的外观效果并防止外墙面雨水的内渗，建筑师对砌体的细部节点进行了细心的研究：在砌体的外侧底部留滴水线以防止横向的渗水；在紧贴着的两个砌体之间的背面凹槽内注入灰浆以防止竖向的渗水；间隔分布的丁砖将内外墙联系在一起。由于强调了连续的水平凹缝并隐藏了错叠的垂直灰缝，混凝土砌块墙与相邻的清水混凝土墙（窄条模板留下的水平层叠肌理）之间达到了一定的视觉和谐。陶雕馆的预制混凝土窗格设计也颇具匠心，既是外墙又是展架：每个单元上下各留圆孔，内藏的小灯照亮每一个佛像；外圈中间的凹槽内埋设照明线路和加固墙体结构用的钢条。如果说一期的清水混凝土外壁还起到了提高结构刚度的作用的话，预制混凝土砌块则进一步分化成为只承受自身重量的建筑表皮，但其更加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预示着它成为粘土砖替代产品被推广应用的前景。这无疑是一种技术上的更新，甚至似乎摆脱了我们在一些作品里所看到的对低技术手段所产生的美学效果的某种迷恋或者依赖。刘家琨显然对这一外墙材料的潜力充满信心，因为他还将在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的项目中继续对预制混凝土砌块进行研究和改良。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基地的另外一头、与二期同时修建的“鹿苑会所”我们又遇到了第三种外墙构造类型――砖混结构的清水砖墙：露在外面的是粘土青砖（掺和了部分的旧砖），透过转角处的变形缝可以看见里层为红色页岩砖。外立面上似乎没有任何修饰，暴露的混凝土构件乍看象是砖混结构体系的“忠实”表现，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某些元素应该是被有意强调了，如窗户两侧的构造立柱在结构上通常并不是必须的，却突出砖墙平面并一直延伸到女儿墙顶与出挑的檐口平齐（图）。实际上，女儿墙封顶的出挑看来也是建筑师的选择――这一点从转角处的细部可以看得很清楚（山墙面上不出挑）。位于窗户顶部高度的“过梁”为什么在实墙面上时隐时现也颇为令人费解。也许砖混结构还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本文的侧重点并不在于继续对刘家琨的建筑作品在物质建构层面上展开更深一步的探究。让我们暂时忘记“外墙”和“立面”，重新对已有的作品进行细心的阅读，去寻找至少同样基本和重要、应该并不难察觉却似乎已经被忘记的另一些主题，作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建筑师的作品和思想的补充。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主题有别于另外一些评论文章里曾经提到过的“文人意蕴”、“叙事话语”、“游走路径”、“迷宫”等等。笔者甚至认为，刘家琨的小说创作对其建筑实践的直接作用――更准确地说刘家琨建筑作品里的文学性（如“主体叙事性结构”与“游走路径”的对应关系）以及这种文学性的重要性――也许被过分夸大了，尽管我们无法否认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交叉感染、一个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修养、形象和逻辑思维力度、表达的技巧和欲望对其建筑创作的正面影响。这种夸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刘家琨与许多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以及大众媒体对其小说家背景的兴趣，另一方面刘家琨在主观上确实希望“把文学方法和建筑设计融为一体”，并认可“（设计建筑和写小说）是同一件事情”。但他几乎总是紧接着提醒人们：“小说和建筑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设计，都是一种谋划。文字就是文字，建筑就是建筑。好的文字表达出除了文字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好的建筑也表达出除了建筑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不愿意说某头牛是一匹好马，哪怕它跑得飞快。” 建筑的叙事（甚至诗意）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毕竟更多地取向于建筑师和使用者/观者的主观个人情趣，同时也往往意味着“设计”有意识地对个体行为、情感进行支配甚至入侵；而建筑的公众性和社会性则要求它被开放、多元地进行体验和理解。笔者在伯克利学
在本文开头的两节引言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线索：“天空”、“升起”、“临空穿越”、“半空中”… 同时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回忆刘家琨的作品里一再出现的建筑母题：天井、天窗、天桥、梯段、坡道、飞廊… 反复出现的意象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假设：尽管这些作品常常迫使我们直面物质的沉重和“脚踏实地”，建筑师本人也谦虚地重申“此时此地”的“低技策略”，但其真正（潜意识？）的愿望难道是把我们的视线和躯体移离大地，接近天空？！
这样的例子在刘家琨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红色年代”娱乐中心：出挑“天桥”上的表演吸引着过往行人的“仰视”；罗中立工作室中“古根海姆美术馆”般螺旋上升的连续路径，最后抵达“天光画室”；丹鸿工作室中可以“走上半空，走出墙去”的坡道；何多苓工作室中“特意拔高的天井”和“凌空斜穿的飞廊”：“在这个‘天之井’中，人们对难得留意的天空，对壁端的阳光，对飞廊的投影变得敏感起来。”
犀苑休闲营地：据刘家琨解释，大面积的蓝灰色墙体和穿插其间的红灰墙段是对常见的灰砖和红砖的提炼和抽象，而卵石墙则是“更具表现力的方言”。如果上述隐喻成立的话，以下的解读是否也不无道理：天空（以过梁形成开口的蓝灰墙体）跨越了穿插其间的大地（红灰墙段）与河流（低矮的卵石墙）？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慈竹林中升起的坡道跃过莲池，将人们带到半空中的入口――这是为了“制造一些反日常的体验，并使参观路线中有向下进入地宫般的感受”。然而，二层露天展室临河一侧，布置有展品、似是而非的梯段以及顶部平台侧墙上的小门将那些有冒险精神的观者（特别是建筑师）进一步引向更高的屋顶，而回报则是视野中灰色的天空下川西平原的田园风景，基地边上布满卵石、潺潺流过的小河，还有对博物馆二期建筑的预览。
鹿野苑二期的四个展馆大体上围绕着略成三角形的林间空地布置，一边是开敞的柱廊。为了营造一个幽暗的“地宫般”的展览空间，刘家琨在一期曾经考虑过修建地下建筑。当时没有实现的原因之一是地下水位高和造价的限制，而混凝土/砖组合墙的原型却恰恰是“作为防水砌体结构，用于地下、半地下室的外壁”。这一想法到底还是在鹿野苑二期实现了。最靠近一期建筑的展馆大部分下沉，只露出两端入口处向下的楼梯空间和侧面的采光高窗。这样布置避免了多个建筑物体量之间的过分拥挤，狭小的庭院显得开阔一些，同时拉低了的屋面上层层跌落的水景成为室外景观的重点。站在一个建筑师的立场，建筑物下沉所造就的这片屋面风景和开敞空间显然要比下面幽暗的“地宫”更加令人愉悦。当然，刘家琨也没有忘记提供一小截狭窄的梯段，诱惑我们拾级而上…
笔者不认为建筑设计需要用“文学”的理由去阐释，即使不排除用“文学”的语言去描绘的可能。就我个人而言，建筑应该比文字更贴近于我们的日常体验。再考虑以下更多的例子：
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馆：室外楼梯又一次直达二层的入口平台；转角处向上倾斜的体量拔高了建筑物的“重心”（顶层为展览室）；雕塑工作室“以上部外挑和中部凹入的方式，在狭小基地上争取大大超过占地的天光面积”。
浙江金华建筑艺术公园茶室：独立预制电线杆支撑的钢结构方盒子越过树梢、四面凌空（底面为透空钢格栅，其余五面为阳光板），以轻盈的小钢梯与地面相触，可上旋的阳光板侧墙张开时如飞鸟展翅，让人享受河岸的清风和视野――我们是否还可以想象它们象蒲公英一样“空降”到闹市、村庄、原野…？七间小室之一为盥洗、服务用房，但依然由电线杆顶起悬浮在离地
关于天空，最有说服力、最形象直观的案例莫过于“随风――《专・业・余》艺术实验”，虽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空间装置：8个喜庆洋溢的红色大气球凭借升力将农用遮阳网悬挂于离地
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或许不能完全地避免断章取义，但我们相信，前后呼应的证据反复出现绝对不可能是意外或偶然的，它们表现了刘家琨的建筑创作里不能单纯用字面上的“此时此地”来诠释的一面：与土地相对的天空，与重量相对的轻盈，与地域相对的普适，与推理相对的想象，与务实相对的浪漫。
我们并不希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片面的视角来看待一个建筑师的工作；也不希望停留在二元论的认识阶段，并因此而忽略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分层。恰恰相反，笔者之所以提出解读刘家琨作品的另一种可能，正是为了探寻和揭示一个日渐成熟的建筑师的作品里所隐含的连贯性、复杂性、甚至内在的矛盾性。以“天空”作为背景，我们得以回过头来重温空间、光线、气候、视野、路径等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建筑学核心命题，并企求再度接触基地、结构、材料、细部。我们没有忘记，建筑的“接近天空”永远也离不开大地的依托 ，或者是牵引：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馆的结构体系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砖混结构，而是更加“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金华公园茶室的电线杆下面是看不见的巨大混凝土基础，并以三根钢索锚固在地面上以抗拒横向的风荷载；茶室入口的推拉门凭重力自动关闭；“随风”的大气球必须以废轮胎为重坠物。
无论是天空，还是光线、气候等非实物的自然元素，实际上都和基地、地方材料一样，是构成“地域”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地区“灰色的天空”显然与地中海强烈的阳光或者北欧低平的光线有很大的不同。刘家琨对此看来是心中有数的。例如，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里揉入了铁灰，为的就是使建筑物的体量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青”、“润”一些。他还注意到：“灰色的天空产生的是一种漫射光，一种有阴无影、更加安祥的光线。”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对“缝隙光”有特殊的偏爱（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何多苓工作室），目的是要通过室内外的明暗反差来表现这种并不明亮的光线。
刘家琨立足于“此时此地”的工作立场和“低技理念”的设计策略在中国当代建筑师里可以说是表述得最为简朴明晰的实践宣言。然而随着设计任务的规模尺度以及所处的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展，地域与国际、西部与东部、乡村与城市、低技与高技的传统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清晰地定义。今天，曾经历炼于西藏、新疆的刘家琨早已走出四川、重庆，作品远及南京、上海、浙江、广东；他与矶崎新、李小山、许江共同策划的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是一个云集了众多国内外优秀建筑师的国际舞台；他近年来在成都完成的一些项目（摩托罗拉软件中心、黑格中心）座落在曾经是乡村但还不能称之为城市的近郊“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新的现实环境下，建筑师有责任对自己的立场与策略进行不断的反思。
2006-07-14
reading 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R.特理尔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
开端。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
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
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
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
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
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
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力拨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
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
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
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综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
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常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
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
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
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他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
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
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
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
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
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
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
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
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
的最后通蝶，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
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劲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
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
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
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
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
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
刚果能产生一位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
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
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
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
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
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
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
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 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
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
还有王莽（公元8 ―23年在位）――他在封建主义的衰落时期进行了“社会主义”
的尝试。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
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
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杨，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
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
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
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
的造反道路。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
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
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
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乐和邱吉尔。这
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他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
的刺激才显得活生生。毛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
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坚强意
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
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
家。他讨厌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教难以接受。在经济领域他
不是内行。
毛、邱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热衷于理想的人无论如何难以博得“真正
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
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吁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
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
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象一盘散沙――以致
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
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
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
被数亿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要把
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
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
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年轻的毛对一切都无所畏
惧。
自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壮年的毛意之所欲已得到证实。
当北京宣布一次核试验时，你只要看着中国年轻人脸上的那种激动之情就可以了，
或者，你也可以同老年的中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
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
什么是毛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
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就是他学说
中的孪生支柱：。
然而，毛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往顶端的理论大厦具有了特色。
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
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毛的政治
意识中有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一是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一
是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
我想，毛根本没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
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象
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然而，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
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尽了
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
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年老的毛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这是他的缺点。他父亲似乎
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
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主活的既定目标）。
毛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以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某种程度上说，
还找不出毛这样的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
极少费神去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
他43岁时会见过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
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毛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
热情局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
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
识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
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
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
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
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
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
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
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
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的新奇之处。尽管他
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以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
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认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
或许还有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于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
这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圣哲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
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
的联盟破裂而终止了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十年后，他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把一个
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中国精神的
真谛。
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
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因岁月的不饶，
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逝去，人民生活自此持续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后。
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
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
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
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一一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
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的注意力从毛的世界观中转变过来，但这些现代人是
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之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喜
欢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收获总是主要的。
总之，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的履历极为复杂，尤其在国内，作为一位要人和政治家，他有严
重缺点：心存较大偏见，做事总是前后不一贯。由于他地位显要，毛不总是令人
有安定感。在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极少，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
物，然而他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
毛有自己奇怪的合作方式。如果必要，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一一今天与
一名土匪，明天又与一位王子。第二天，这名土匪或王子因情况变化，又象手纸
一样被扔掉。
他历经坎坷，因为他经常改变初衷。他常常对自己栽的树结出的果实惧怕畏
缩且异常憎恶。他周期性地对官僚机构的作风大发雷霆，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国家，
这倒有点象是说不准园丁粘一点泥巴一样。
遗憾的是，中国缺乏某些毛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指望中国出
现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毛期待着公民有“个人
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
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
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
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得多。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衰败的经济中复苏，要经历一个长期
的、缓慢的过程。它的发展落后于毛革命的第二位任务――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
族雪耻。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
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过，部分原因还在于毛不象他
精通政治那样精通经济。
这个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真是充满矛盾。他谴责生活中的一切俗
套，然而，他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循规蹈矩，陷于他设置的泥淖之中。他自己常
常沉溺于传统的浪潮之中，而他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
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
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困扰之时，
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
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边，以发动其骇
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不密切，但与苏联保持事务性关系本来可以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较大
改善。但是，毛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砧污――他因此宣布莫
斯科是万恶之源。
可是，毛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
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的变化大得多，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紧密
相关。
毛的一生很难用某种模式来进行概括。晚期的毛――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
―与刚掌权的毛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自我溶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
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毛“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他本应认识到，
随着中国条件的改变，毛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象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
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
他不能容忍自己权威的丧失，而这又是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毛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
年轻的毛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
的新时代。老年的毛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
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申国也许会更稳定一
些。
毛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
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
然而，毛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曾几何时，1919年长沙那位
少女的孙女或许会因为外遇而判好几年徒刑。这并不是说毛已经失去了解脱中国
人束缚的梦想，而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与六十年前相比，妇女解
放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殊死斗争了。
年轻的毛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
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
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显然， 1919 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
福。
1976年毛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与重大政治斗争之间有简单的
一致性。
毛毕竟是1893年出生的，他的启蒙教育受之于儒家的私塾，他的大半生是在
农村中度过的。这是一种见不到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
中世纪式的。他们那一代的精英们正吃力地试图把那些陷入惊人的落后之中的公
民拯救出来。毛是个维新者。然而，这位维新者不会，而且再也不能脐身于现代
人之列了。
毛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
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象朝圣者，对这位纹丝不动的、
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还是家长制般的社会！确实，由
毛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脚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这越来越
被中国人所专注。
他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
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自”，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毛念
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在某种毛似乎理解不了的
方式上，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是一穷二自。这也
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
满的符号和传说对后来者不再有任何意义。历史自然会揭开新的一页，年轻一代
也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新的空白地。
二十世纪初，作为叛逆者的毛，其个人特征是与一代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
和悲哀的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然而，毛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
难道这只能说明随着毛生命的终结这种不和谐就会消失吗？不，它还说明了为什
么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一次，毛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不要总认为只
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
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伯，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
恿、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毛的革命实际
上就继续不下去了。
1978年，一位在上海参观看拿出相机要拍一张复旦大学校门口毛的白色石膏
像，然而一群学生干部赶过来阻止道：“不要拍了，下星期我们要把它推倒”。
邓小平、中国现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曾评比说过毛的错误与功绩，他主张三
七开，私下以为这种评价还是恰当的。
现在，人们心平气和地承认，毛的过多荣耀是以贬损同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
重要贡献的同事为条件的。而毛对人们的评价很武断，他以个“之”字形政策滥
用中国大众的热情。他在七十年代过于依赖他的亲信，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
然而，我认为，中国必定会巧妙地处理毛的遗产。中国现在还不需要他，并
也是这样做的。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
站起来放松舒展下“它的”肌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
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
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伦理上的评价，就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
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
想。
在政治局，斗争将继续，但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它不象毛时代的斗争，它的
意识形态成份将更少。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真理。只有毛才集权力（政）和
学说（教）于一身，现在的政、教已逐步分离了。政治将有点更带预言性，更少
戏剧性；将更加单调，并让那些曾受政治旋流损害的平民百姓减免精神拆磨之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句冠冕堂皇的口号随着毛一起安详地躺在他
的水晶棺里。旗帜将会愈飘愈高，直到无人认清那褪了色的深红色旗面上写了些
什么为止。
然而，这面旗帜将投下长长的影子。毛的继承者们将分成不同的“毛派”，
在围绕着中国问题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他们都将举起“毛”作为武器。
这面旗帜本身也是一个抽象物，它们将为明日毛的后嗣们所需要。对许多普
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此后，
任何一位想控制中国这一庞大的王国的人，都将要利用这一象征物。
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八十年代以来，在最高领袖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虎”、“猴”相争之梦似
正成为过去。
未来似乎属于诸熟权力和欢歌进步的老虎，而猴子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
对未曾领略的进步亦抱疑虑。
然而……孙猴王毛还能从他的陵墓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之原的
基础吗？正如他象前人一样递次继承了塑造出他的古老中国文化一样，能把这种
猴性传递给中国社会中某些接受者身上去吗？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
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R 特理尔著
2006-07-09
copy 安迪・沃霍的哲学：美丽
文：安迪・沃霍
译：苌苌
安迪・沃霍（Andy Warhol 1928－1987）以波普艺术家的方式，用通俗诙谐的语言解构了组成生活的元素。１５个章节分别是：爱（青春期）、爱（壮年）、爱（晚年）、美丽、名气、工作、时间、死亡、经济、环境、成功、艺术、头衔、清洁用品、内衣。内容涉及到他的童年、在纽约的沉浮、与名人的交往，以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士的生活场景。作家楚曼・卡波特评价这本书“敏锐，准确，一如既往地坦率，寓教于乐”。
本书大部分根据Ａ（安迪・沃霍）与Ｂ的电话录音整理而成。Ｂ指碧姬・柏林（Brigid Berlin），柏林可谓名门痞女，父亲掌管着赫斯特出版公司，母亲是社交名媛。从十几岁起，柏林就有被母亲逼着减肥的经验，但好像一直不太成功。７０年代中期，她成为沃霍的工作室FACTORY的永久雇员，在公司做前台。她一直有在FACTORY随便脱衣的习惯，安迪用宝丽莱相机给她拍摄了大量裸照。有人形容她说：如果一辆坦克经过她的桌子，你问她刚才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她才会从正在编织的毛线中抬起头来，而且一脸的茫然。工作态度并不影响她与安迪之间的伟大友谊，他们有时候就像一对夫妇――柏林是惟一一个可以以这种态度与安迪打架的人。在很多年里，安迪・沃霍每天早上给她打电话，他形容就像“签到”一样，两人在电话里无话不谈。――译注
我从没遇见过一点都不好看的人。
人一生中总有好看的时候。一般来说，小孩都很可爱，长大以后，有些人变得不好看，过了些年头可能又变得好看起来。或者好看的部位不一样：有的人比较胖，但有一副姣好的面容；有的人是罗圈腿，但身材匀称；或者美若天仙，却是平胸；貌比潘安，但那话儿比较小。
有人会觉得，好看的人容易达到目的，这就见仁见智了。如果你长得漂亮，你的大脑可能会不太发达。如果你不漂亮，你的大脑可能不会不发达，而大脑的发达程度和相貌都很重要。
我不怎么贪恋美色，相比之下，我更希望得到一个知音。对我来说，知心朋友是美丽的，因为与之聊天令人愉悦。聊胜于美，所以我做的录音比我拍的电影多。知音是用来交流的，美人是用来看的，当然这也挺好，只是我不知道看什么，还是做点什么比较有意思。只有很少的美人可以与之交流，不过多少还是有的。
我一直想知道，是否存在又有趣又美丽的女人。有很多演喜剧的女演员，她们很迷人，但是要让我说欣赏的是她们的有趣还是美丽，我想，还是有趣多一些。照这么说来，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也就最无趣。可我想到了玛丽莲・梦露，她非常的风趣，如果当初朝着喜剧路线发展的话，也许会让自己和别人快乐些，也许今天我们会看着电视里的“玛丽莲・梦露秀”哈哈大笑呢。
有人想知道我的关于好看的标准，我能毫不含糊指出来的，也就是那些电影明星。可是，当我在生活里遇见他们时，他们并不如电影里那般好看，于是我的审美标准也就不复存在，既然连他们本人都达不到自己创造出来的标准。
有些电影明星在美丽中老去，有些老得不那么漂亮。有一次，我遇见两位旧年代的电影明星，她们曾经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同样的美丽。可现在，她们中的一个老态龙钟，另一个却显得年轻得多。其实这没什么区别，因为让人们记住她们的，永远是她们留在银幕上的美丽。
施拉夫特餐厅是纽约的一个老字号，在过去的年代里，曾经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后来为了追赶潮流，它不断地变换花样，直到失去所有迷人的品质被一个大公司收购。如果能保持自己的风格，挺过黯淡的时期，它现在一定是纽约最棒的餐馆之一。有些人在某个年代里，很漂亮也很时髦，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尚潮流发生了变化，即使在不流行的年头，你也能坚持自己认定的风格，并且保养得很好，要是你的品位真的很好，你会发现自己渐渐成了时尚的经典。
当我做自画像的时候，我不会画上脸上的青春痘，我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因为青春痘是暂时的，不能代表我真正的样子。应该忽略瑕疵――既然它们和一张好画没什么关系。
《ＶＯＧＵＥ》的主编黛安娜・佛里兰，是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人之一。她从来不怕别人的议论，总是做她爱做的事。她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干净，这使得她更加美丽，没准这就是她美丽的原因之一。干净是如此重要，注意仪表的人才是最美的，这跟他们的行头值多少钱没关系，和精致的化妆也没有关系，如果他们不够干净，就不美。如果爱干净的话，即使最朴素的人也会很美。
“美丽”的程度取决于客观因素。一个人让你觉得“美”，跟你见到她的地点、她的穿着、她身边站着谁、从哪里来等等有很大关系。珠宝不会让一个人更美，但是能让她觉得自己更美，如果你给一个美人美丽的珠宝和衣裳，让她住进一座有精美的家具和好看的画的漂亮房子里，她的美并没有因此增加一分，不过，她觉得自己更美了。相反，你要是让她生活在又脏又乱的地方，她就丑起来了。还是让一个人变丑比较容易。
美女比较爱迟到，这是不争之事实，因为她们的时间表和普通人不一样，而且她们知道对方一般都会等着。因此，即使意识到晚了她们也不会慌里慌张的，所以来得更晚。不过，等美女到了以后，她还是多少会为自己的迟到感到内疚，为了补偿，她们对你加倍地温柔，而温柔使得她们更加美丽，这是一个经典的连锁反应。
体重并不像杂志让你以为的那么重要。我认识一位胖姑娘，她用的镜子只有巴掌大小，她从来不照肩膀以下的部位，当然她也看不到自己大约四五百磅重的身体。镜子里只装得下她有限的、漂亮的脸蛋，所以她觉得自己很美，所以，我也觉得她美，因为我比较接受人们对自己的印象。因为对本人来说，主观印象比客观印象更重要，也许她有六百磅重，管它呢，要是她自己不在乎，我也不在乎。
但是如果你很在乎你的体重，那么就可以试试“安迪・沃霍纽约减肥法”：在餐馆点菜的时候，点不喜欢吃的菜，当别人乎乎大吃的时候，你在一边闲呆着。不管去的餐馆多么高雅，我总是让侍者把几乎没动的饭菜打包，出门后送给街角无家可归的人。于是我的体重总能保持刚刚好。也许有人打开饭盒后，抱怨简直是猪食，也许有人不会像我那般不喜欢我点的菜。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别人，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些人，甚至有文化的人，认为暴力也是一种美。我不太明白，因为对我来说，美是某些瞬间，它们从来就不是暴力的：
一个新想法
一个新形象
一场新的爱
一套新内衣
......
还有城里新来的姑娘，她们总是源源不断地到来。
万物随自然变迁，碳变成了金刚石，土里也会有金子，戴鼻环成了时尚，刚出锅的龙虾最美……
我总是想起海边那些美丽的沙滩，海水拍打着把沙子带走，波浪抚平沙滩，树和草看上去是那么恬静。我想，一片从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土地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恐怕每个人都想据为己有。
当人类和文明退化，变得越来越物质的时候，他们就说在朝着美好和富强发展。他们说，如果这样不好，他们就不会变得如此美丽富饶。可是美丽与财富跟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美人也会得癌症，一个杀手也可能长得很好看。
美国非常“美”。但要是每个人都能过好日子的话，那就更美了。
有的东西看上去很漂亮，是因为与众不同。窗台上一朵红色的牵牛花会显得很好看，如果其它的花都是白的。如果你在瑞典，大街上好看的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你连回头的功夫也省了，因为你知道下一个跟你刚才想回头看的人一样漂亮。在这样的地方呆久了也会腻，一个丑八怪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因为他打破了这条美丽的风景线。
有三样东西在我眼中是最美：我的旧鞋子――它们从来不会夹脚、我的卧室以及从国外归来时，美国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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