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08

reading 中国木拱桥之我见


方拥
(载于香港《建筑业导报》改版后第2期,总第327期)
Abstract: The phenomena of architecture have not been conditioned absolutely by either the material strength or technical competence at all times. A subjective intention is present frequently in building, and preference of architect between structure and form is usually not confined to objective realit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many phenomena are as a result of choice through careful consideration, not of either short of material supplies or inferior technique. For examples, constructors insisted on making use of earth and timber, owne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general layout, and ministers advocated the idea to make palace simplified. To deal with the culture of architecture, we have not to judge arbitrarily which is excellent and which is inferior. In the realm of technology, we have to introspect some conclusions those had been prevalent from long before. On the one hand, science and culture imported from Europe are not wholly as advanced as we imagined, on the other hand, ancient successes of China may not entirely deserve excessive commendation.

一、有柱的梯形木拱桥
在山东、河南和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常可见有柱支撑的三跨折板梯形木拱桥。这类桥的外观类似折边拱券,结构分类则应归于边跨斜升、中跨高平的多跨支柱梁式桥。中跨离水较高的原因,显然在于桥下有船通航。画像石上此类桥梁图形颇为常见,足以说明曾经流行。东汉桥梁的实物不存,文献语焉不详,画像石图案便是推测当时结构的主要依据。
汉代水上交通发达,高大楼船的通航,需要桥下高耸空间。《汉书・薛广德传》:“(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汉元帝于前48~33年在位,便门在央宫西侧,出门过濠即临皂河。北上渭水之阳的宗庙,既可车马取道陆路,也可舟船顺流皂河。两相比较,陆路安全而舒适不足,水路反之。汉代大一统,车马与舟船的畅通同等重要。可是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桥梁是车马过河的必备,却是大船通航的障碍。如此,低平近水的梁式桥,必须加以改造。
梁的出现在桥之前。人类观察树干的自然倒伏,再故意地伐木为梁,是顺乎情理的。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环绕宽、深均达到5米多的濠沟,居民出入,势必凭借横梁。或小木拼接成功,或大木独自造就。《诗经・大雅》:“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当河流过宽过深时,周人的对策是建造舟桥。《史记・苏秦传》:“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柱在其下且可让人抱紧,可能是木构两跨支柱梁式桥,梁字古形大约就是其摹写。传说此梁在今陕西蓝田县,俗呼“蓝桥”。《说文解字・梁》:“用木跨水也,即今之桥也。”东汉时中原桥梁的名称已从“梁”向“桥”转变,也许还包含从水平向梯形或拱形的转变。
二、无柱的梯形木拱桥
支柱抬升桥面,使楼船得以通航,却带来自身与船碰撞的问题,张猛进曰“乘船危”大概就包含这层意思。自汉代开始,人们致力于清除桥下障碍。
在汉代画像石上,间或刻有无柱的三跨折板梯形木拱桥。如山东嘉祥县东汉武氏祠第六室下层石刻“水陆攻占图”、山东临沂县白庄汉墓石刻“车骑出行图”,都刻绘得十分清晰。不过包括桥梁专家在内的很多人,对其持有怀疑。从一般结构着眼,这类桥梁难以成立,因而似乎不可能有过实物。
无柱的三跨折板梯形木拱桥的结构的确存在问题;但超越结构,则不难发现汉人对无柱高耸桥梁的强烈追求。在此追求的长期激励下,后代叠梁木拱桥的出现只剩下技术上的一步之差。历史告诉我们,实用需要是技术发明之母。汉至宋代一千年中,中国各地木工就此可能都曾做过努力,山东人付出更多。并非偶然,巧夺天工的发明后来真的在山东得以弘扬。
三、弧形的拱桥
提升桥面的另一办法是建造弧形的拱桥。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释形似拱桥的一字为握(虹的一种)。李亚农推论,殷商时期已有石拱桥。工程专家们多持反对意见,金大钧认为铜器时代无法进行精确的石材加工,故不可能建造石拱券。由于缺乏实证,中国拱券源于何时至今仍为悬案,但工具说亦难以令人信服。古埃及精确的石建筑、古西亚成熟的砖拱券都完成于铜器时代。
祁英涛认为中国已知最早的拱券实例是,战国末年洛阳韩君墓的石门。依据是先前欧洲传教士的记述,实物已经不存。在1950年后发掘的洛阳战国古墓中,从未发现过石拱券,故多数专家认为实证不足。西汉留下了实物,在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朔方郡(今乌兰布和沙漠)墓葬中,出土用楔形砖砌筑的弧形拱顶。此墓年代在张骞凿空以前,又为早期中西交通的可贵实证。
东汉时,地下墓室普遍采用长方形的筒拱结构。不少学者认为,将其跨度加大用于地上桥梁,应该说没有太大困难。可是东汉拱桥的实物从未发现,而采用折板梯形结构的地下墓室却从此时沿用很久。
在山东嘉祥与河南新野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刻有单孔裸拱桥,不过难以将其视为石拱桥的摹写。从图上看,桥面很薄,近地两端略呈反弓状,似为独木弯曲而成,与砖石砌筑的拱桥差距较大。
《水经注・卷十六》引朱超石《与兄书》:“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题其上云:太康三年(282)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四月末止。”又引晋干宝《搜神记》:“太康末??。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这是可信文献记载最早的一批石拱桥。
四、无脚桥、飞桥、虹桥、叠梁拱桥与贯木拱桥
北宋界画发达,桥梁是常见题材,有些支柱桥与汉画中的梯形木拱桥相似;有些支柱桥呈弧形。无论梯形还是弧形,支柱都严重妨碍大船通航。在仰赖水运的都城,桥下支柱与漕船碰撞的问题,甚至成为朝廷关注的焦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内殿承制魏化基言,汴水悍激,多因桥柱坏舟,遂献无脚桥式,编木为之,钉贯其中。诏化基与八作司营造,至是,三司度所费功逾三倍,乃诏罢之。”
魏化基所献“无脚桥式”的细节不得而知,推测类似600多年前甘肃出现的“飞桥”或“河历”。《水经注・卷二》引《秦州记》:“?⒑庇星偶邪豆闼氖?丈。义熙中(405~418)乞佛于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又引段国《沙洲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勾栏甚严饰。”更早河北也有过类似尝试但未成功,《晋书・石季龙载记》:“(295~349)又纳解飞之说,于邺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竟不成。”以上“飞桥”与“河历”结构大约皆为伸臂梁式,其高、宽尺度或有夸张。
礼失而求诸野。北宋末年,困扰朝廷问题的最终解决得力于社会下层。《渑水燕谈录・事志》:“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1032―1033)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垒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庆历中(1041―1048)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屡坏,率常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宋史・陈希亮传》:“乃以为宿州,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常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
“虹桥”中最精美的一座在汴京东门外。《东京梦华录・河道》:“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
居于名画《清明上河图》长幅中心位置的,正是流传千古的虹桥。唐寰澄推测其“净跨约20米,拱矢约5米,宽约8米”,并先后名之为“叠梁拱桥”和“贯木拱桥”。鉴于表意的准确,本文倾向于“叠梁拱桥”。
五、现存木拱桥杰作
两宋之际,随着汴京的衰微,木拱桥在中原地区趋于湮灭。近世学者以为再也见不到这种桥梁的实物,直至1980年代重新发现。1994年笔者在闽北、浙南一带调查,目验实物近40座,确信存在的共约200座。这个地区木材丰富、沟壑纵横、人烟稀少,具备木拱桥得以建造并留存至今的必要条件。
闽浙现存木拱桥中年代最早的,约可溯至南宋。有人以为朝廷迁都临安后,这里成为畿辅之地,中原虹桥随之到来。如此推论不无疑点,一方面北宋青州未必就是虹桥技术上的源头;另一方面,已知闽浙木拱桥的主事工匠,多来自距杭州较远的闽北,而不是较近的浙南。
在福建屏南县寿山乡霍童溪上,现存一座令观者惊心动魄的木拱桥。龙井桥单跨22米,宽4.8米。桥南清嘉庆碑记:“吾乡之南二十里许,有龙井桥,不知?P自何代。询之父老及遗碑,大约创自炎宋,亦究无实录,终回禄于乾隆年间,今岁缘首等募缘重建,属志于余。”《屏南县志》载:“龙井桥在坑里北,其桥两山相映,万木森立,俯视桥下,龙井喷浪如玉。”桥藏于深山峡谷,密林中几不可见。其形势极为险峻,桥腹距水面高约30米,据乡民称水下还有30米。
木拱桥的源流扑朔迷离。近代留存实物的,还有甘肃临夏、渭源和兰州地区,方圆不过150公里。耐人寻味的是,北朝文献中就有这一带建造“飞桥”及“河历”的记载。2000年夏,笔者在临夏附近的大夏河上,果然看见一座伸臂梁加斜撑的木桥,其跨度不到20米,但完全印证了《沙洲记》中关于“河历”的记述不虚。
偶然露出的蛛丝马迹表明,中国木拱桥的调查尚不全面。前几年,笔者与闽南和东北朋友闲聊,意外得知他们儿时都曾玩过筷子游戏,实际上就是搭建木拱桥模型。2003年4月1日,在中央电视第10台有关1931年长春万宝山日军的图片报道中,隐约出现一座与兰州例接近的实物。推测木拱桥在全国过去或现在的分布地可能更为广泛。
六、桥上廊屋
桥上廊屋的起源很早,最初或为强化结构,或为防雨防潮。木材保持干燥状态,可以经久不腐;时干时湿,最易损坏。《四川通志》记三公桥:“桥可十几丈,桥上架梁,梁上竖屋。不意结构才完,而汪公以未任去,??逾年而屋未复,雨晒阳曝,桥梁几蠹。今太守杨公捐俸购木,植易陶瓦,命工匠覆盖如是。”
刘敦桢考证,桥上廊屋可能上溯到春秋战国,唐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曾提及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南宋李嵩在其“水殿纳凉图”上绘有廊桥;临安的丰乐桥上有重楼,为朝士们聚会游饮之所。张择端所绘汴京虹桥上没有廊屋,原因当在于应急,不求坚固永久。廊屋功能的衍伸是供人驻足观赏,尤当秋高气爽之时,凭栏远眺,葱翠满目,心旷神怡。廊屋侧面的常见处理是加腰檐,外观与重檐相似。在降雨量较大地区,则有必要完全用鱼鳞板封闭起来。
先功利而后艺术是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在偏僻乡间,桥上廊屋可能有更多功能,供神佛、设集市,亦为行者歇脚的避风港,特别在聚落附近,廊屋大空间常常是乡民聚会的主要场所。在中国,修桥铺路是名垂青史的大功德,原因就在于此。
七、结构与材料
古代桥梁的结构,大体分为横梁和拱券两类。由于木、石材料强度与自重的局限,梁式桥的单跨长度一般仅为7~10米,超过10米易受弯折断。多跨桥的长度较大,但在水中不论立柱还是筑墩,施工总是困难;桥墩过密,又经不起洪流冲刷。
中国古代木梁的最大跨度是13米,石梁跨度可达20多米。如漳州宋代虎渡桥,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量超过200吨。巨型石梁的安装,只有在沿海河口,利用潮水涨落才可能完成。如果跨度更大,其下又为深谷湍流,支柱无法筑造时,伸臂梁是可行的结构方式之一。在木结构中,这种做法与斗拱相似;在石结构中,便为叠涩。四川木里彝族自治县有一座木伸臂梁式桥,近人实测净跨为48米,堪称奇迹。斗拱和叠涩受到中国人喜爱的原因可能是,其空间效果与石拱相埒,受力仍符合木材本性。
在实际工程中,经济和坚固是不可忽视的。木伸臂梁式桥的材料耗费太大,因此除了在特殊需要又有足够木材的情况下方能成立。半圆形石拱桥,据统计数百座中多数净跨略大于10米。原因主要在于半圆拱的矢高使桥面坡度过陡,不利于车马上下。以拱跨与矢高之比计,半圆为2.00,比值越小坡度越陡,越大越缓。验之古代石拱桥,南方常为2.32~2.56,北方略大,极限是安济桥5.12。现存木拱桥的跨矢比多为6.00,绝对超过石拱桥。推算当跨度在20~30米之间时,桥孔高度为4米上下,下可容舟船,上利于车马。宋代虹桥跨度正在20米左右。《宋会要》:“大中祥符八年(1015)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河中流宽约16米,桥宽理应稍大。
八、木拱桥与中国文化
当先民为寻找食物和蔽所而奔忙,面临无可回避的溪流或峡谷时,桥梁的建造势在必行,虽然最初可能是几块石头或一根树干。随着技术提高,桥梁结构趋于复杂;可是桥梁形态的演进,并不完全受制于技术高低。纵观历史,用楔石砌筑拱券的技术在罗马和汉帝国皆已近乎完善,随后却南辕北辙。在欧洲直至近代,石拱券堪称建筑的经典符号;在中国,则始终未被完全接受。宋代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大跨度承重结构,即城门顶部三折的梯形横楣以及与其相似的叠梁木拱桥,实为传统文化抵抗外来影响的鲜明体现。唐画《雪山朝霁图》中有一座弯板构成的三折石拱桥,则反映了技术折衷状态。
石拱券在中国历经尝试而不成主流,关键可能是其外观上的唐突。欧洲石拱桥从半圆开始,后来发展出割圆。中国相反,早期墓室拱、画像石刻拱以及石拱桥大多为割圆,后期渐多半圆。这也许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平和性格有关。较之半圆,割圆总显得扁平一些,温和一些,且接近于习惯的横梁。它与结构理性并不相悖,根据计算,割圆拱比半圆拱受力更合理。
若非张择端,木拱桥技术成就可能很快成为谜团。就在朝廷表彰建桥功臣之际,李诫奉诏修撰《营造法式》,竟然一字不提木拱桥。祖先轻视器物,致使不少发明失载,技术革新往往周而复始,可能是中国科技先赢后输于西洋的根本原因。
讨论至此,我们务必打住而后深思,中国技术史上“非不能是不为也”的事例颇多。代代如此,也许出自更为深远的考虑。谁能否认,崇尚简朴进而排斥“奇技淫巧”的生活方式,未曾受到类似生态整体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驱动呢?
汉以降2000年,中国建筑未曾象欧洲那样弃木取石,无疑出于深思熟虑后的审慎选择,而非拙劣技术使然。梁柱结构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永不衰歇的生命力,在于其对木材的良好适应。张良皋说得好,“把建筑之‘砖石化’看作‘进化’的同义语,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中国先民加工石材的手艺之精,从来就不逊于西方。商周玉雕、汉魏石刻,甚至唐宋仿木高塔,在材料使用不尽合理的情况下,结构和造型两方面成就,皆令人叹为观止。
以当下观点看,中国传统建筑在空间尺度的突破上似乎过于拘谨。然而作为杆件组合的空间结构,我们的木拱与金属网架十分接近,完全可能在大跨度房屋建筑中使用。分析表明:就局部受力看,拱架中各杆件皆承受一或两点集中荷载;就整体着眼,恒载导致形态趋平,故各杆件内皆存在轴心受压力。由此推论,若忽略风力等动载在杆件中产生的扭矩,杆件只受弯、剪及轴向压力,受力状态近似于简支梁。部件似梁,整体似拱,梁柱和拱券两种结构的优点在此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木拱桥真可谓中体西用的绝妙表现。

【参考文献】
1.张驭寰,《中国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6年。
2.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
3.[英]约翰・B・沃德-珀金斯《罗马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4.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
5.张良皋,《匠学七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2004年8月16日 畅春园
方拥,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
tAO 发表于 03:05:08 | 阅读 () | 留言 (2)

2004-12-03

reading 从数字乌托邦到ME++



□ William J. Mitchell 原著
□ 刘小虎 冰 河 编译
刘小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城建学院博士
冰 河,武汉大学城建学院教授

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一直在有力地推动着数字建筑和城市领域的研究,最近他推出了新书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结合他过去的一些著作,如1995年的City of Bits,1996年的Digital Design Media,1999年的E-topia,米歇尔从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持续不断地探讨未来的数字技术对生活带来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建筑和城市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的过程,更涉及到建造和发展的结果以及整个营建施工的过程。他的这些研究本身也超出了传统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范畴。

无线互联
看看这个颇让人费解的书名: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我++:从半电子人的自我到网络互联的城市。什么是”我++“?熟悉编程的人们都知道计算机编程语言”C++“,它是从C语言演化而来的高级版本,在C语言的基础上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概念,得以大型编程。米歇尔是根据C++造出了“Me++”这个词,意指加入了更多附属概念的一种更高级的“我”。这本书也正是强调无线互联技术带来的影响。在1999年E-topia中,米歇尔提出:“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重新设计和发展城市,重新思考建筑学的角色。利润和风险都会同样可观,但是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学习去建造数字乌托邦――电子服务的、全球互联的城市。”①。ME++的论述基于E-topia。
无线技术经过100多年来的发展,今天出现了手机和掌上电脑等设备,由于可以随身携带,这些设备已经可以被看作是身体的延续。对它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影响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无线互联的先驱是意大利人古列尔默・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米歇尔写道:
“为了向正在到来的世纪致敬,我决定启程,去一趟电子朝圣。望向天空,我寻找启示,就像当年奥德修斯在海上寻找伊萨卡岛一样。我在汽车的导航系统中输入’马可尼传送站,维尔福特,马萨诸塞州‘。GPS卫星为我定位,软件计算出最便捷的路线,人工合成语音指引着我来到科德角海边的一处沙质悬崖上。”
而无线的世界就是在这块多风的场地(大部分已经掉进了海里)开始的。1903年1月18日,古列尔默・马可尼就是在这里首次传送了穿越大西洋长波无线电信号,(同年莱特兄弟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令人震撼的飞行),忽然大陆之间被一种新的方式联接起来。当年马可尼在这里修建了四座210英尺高的塔,在天空布起一张电线结成的蜘蛛网。卷动煤油引擎的摇柄,提供了二万瓦特的电力,运行起一座几英里之外都可以听见的火花隙转子。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日益发展的全球无线互联系统可以轻松地把人们带到他想要去的地点,并且让他随时随地可以轻松的和外界保持着联系。马可尼的传送站已经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可以拿在手里的接收和解码器,在一瞬间就可以把我们和散布在全球的上亿手持同样设备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个联系起来。发电机房被压缩成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锂电池,发报房如今在一块芯片上,高大的天线塔也变得只有几英寸长。马可尼的操作人员曾经是这些毫无感情的机器的附属物,而今天这些机器却变成了我们运动的身体的附属物,是解放了的身体的延伸。

尺度
马可尼系统中的两个部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发报网变大了,简单的无线联接已经膨胀成为一个密集的、在无线互联基础设施之上的全球网络;如果算上那些陆地上、卫星上、宇宙飞船上的联接,它会是人类迄今为止建造的延伸最广的单项构筑物。而与此相反,发送和接收的工具极度缩小,从地面上的大型构筑物变成了一个随身的时尚小物件。
仔细留意一下这种两个方面的转换,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更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极大地翻新了个人和他构筑的环境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米歇尔在书中特别提到了”9・11事件”中那一段一直延续到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崩塌一刻的手机对话,从被劫持的正在冲向目标的飞机机舱中打来的绝望的电话,以及带着从沙粒状的废墟下发送的信息的寻呼机。我们的相互联系已经分支和加强到了一种几乎难以想像的程度,从胎儿期的透视、心跳监测一直到死后仍然持续的数字地址和痕迹,我们的身体现在存在于一种与周围的事物持续的电子介入的状态之中。
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相似的变化。最开始的数字网络使用便宜的线连接这些巨大的、昂贵的盒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盒子变得越加小、便宜、数量众多,而线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于是更多的,是延伸着线的网络占用着空间和金钱,而不是那些盒子。随着网络的不断铺开,远程交流的供应商们在开始担心那通向家和商业设施的“最后一英里”,建筑师们则努力地把线盒和有网线的小房间塞进房子里。在这21世纪的拂晓,并不昂贵的、无处不在的无线连接会用新的方式把更新一层次的东西带进互联网,无线发射应答器可以识别那些已经缩得只有针头大小只要几分钱的东西,上亿的这些东西可以被制造和使用。现在,没有什么不需要计算处理,也没有什么不被连结。计算机硬件和其他各类硬件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消失。

物质性
在书中米歇尔预言,比特(计算机中存储信息的最小单元)和原子的临时的分离状态已经结束,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于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中的事物的影响越来越频繁,反之亦然。比如,数字信息可以操作飞船或者是机器人手臂的运动。网络互联的计算智能已经根植于所有地方、所有种类的系统――不管人工的还是自然的。虚拟空间中的事件会受到物理空间的影响,反之亦然。就像最终显现的那样,电子商务并不是用服务器和远程交流取代砖和灰泥,而是把数字网络和物理供给链更综合的集成起来。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在这样一些点上,在这里电子信息的流动、运动的身体、物理场所以特别能发挥和介入的方式交织起来。这些点正在成为带来21世纪新的建筑特征的机会。
看不见的、无形的、电磁编码的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物理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一个比特在事实上是“产生不同的不同”,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不同当作是很有形的东西,有确切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就像是在打开或者关上一种特别的开关、门、水闸、从仓库里运送一件产品、打开或者关上发动机、屏幕上某个像素点的颜色的改变、或者是一只机械手臂的移动――而不是看作一种抽象的可变物体的价值变化,或者是一种思想信息的容器的假想的精神状态。比特已经形成了代码并且组成了我们用来表达意图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最有效手段。

导向
考虑到这个有形的和建筑的潮流,代码通过用符号表达的数学函数使表述物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这一点建造别的机械联动装置或者是水力学系统、电子电路之类的东西都做不到。通过有线和无线的远程交流,代码使这些关系在远距离也能起作用。通过其储存指令和数据的能力,代码可以使预先安排好的关系异步重组。随着越来越集成的远程交流网络,以及对汽车和交通网络、电力供应系统、水、气、石油管线系统,大坝和防洪系统、空调系统、全球贸易系统等的数字控制,代码几乎控制了我们所有必需品的供应。数字代码正在编织一张无比细密的网,带来复杂、无法逃避的时间和空间的联接。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技术发展的曲线正猛然进入一个急剧升降的部分。
但是比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良导向的0和1可以成为像子弹一样的武器。在一个网络化的、电子互联的世界,在地址和目标之间并没有彻底的区分。我们日常的邮政地址使自己成为从各地寄来的垃圾邮件、炭疽病孢子、邮件炸弹的潜在目标。与此相似,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吸引着病毒、蠕虫、垃圾邮件――来自甚至更不确定的组织。我的无线设施传送了坐标也带来了电子跟踪和监听。把我的汽车精确导航到城市中某个位置的技术也同样可以引导一枚导弹或者是智能炸弹。越来越多的,那些正在我们精心建造的连线上高速传输的容器――从因特网上的信息包到喷气式客机的机舱――不仅是物理抢劫的对象,也是电子黑客的对象、被军事化武装、再加工处理、程序再改编,被重新组合、重新引导并成为我们的敌人。

道德标准
米歇尔解释了无线互联、无处不在的全球互联、小型化和可随身携带、流动的比特、系统联合以及我们在身体、衣服、建筑、城市,我们运动的模式和系统、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运用的实践上相互交织的蕴涵。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技术转变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由一个依靠边界和围合建造的世界转化成为一个在各种尺度上都更多地由连结、互联网等管理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有更少严格性、更多流动性和可变性关系――知识和行动之间、形状和材料时间、人和场所之间。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的行为经由网络推动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界限。我们越加可以远距离对别人做出行动,反过来也一样。扩大了的电子互相联接和依赖的圈子形成了一个扩大了的道德圈。许多过去的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之中不再起限制作用,规则的扩充也给设计、工程、规划的实践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结果。互联的世界要求我们去重新设想、重新建设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且重新思考设计、工程和规划实践的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William J. Mitchell. E-topia: Urban Life, Jim -- But Not   as We Know it.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tAO 发表于 00:53:36 | 阅读 () | 留言 (0)

2004-12-03

reading 超表皮



□ 虞 刚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论语・雍也》

作为美国纽约的一位建筑师兼记者,史蒂芬・佩雷拉(Stephen Perrella)认识到,在信息社会中,日常生活中虚拟层次和物质层次的交结已经产生了某种难以解决的突变文化,也产生了某种精神分裂般的但又是富于创造性的状况。为了说明这种状况,佩雷拉提出了“超表皮”这个概念。他认为,“超表皮”是一种信息与空间的未知复合体;“超表皮”可以将表皮和结构相连接,可以将图像和实物相连接,这样便能创造多个自发领域,并在功能上重新处理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据此,佩雷拉又提出了“超表皮建筑”的概念,他认为“超表皮建筑”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媒体,而是位于两者之间。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批判地反映当代社会普遍的文化变革。[1]

超表皮:无具体意义的事件
佩雷拉提出“超表皮”这个概念具体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点:第一,提出另一套借鉴德勒兹(Gilles Deleuze)理论的理解,这种理解打击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格雷格・林(Greg Lynn)在建筑中对德勒兹理论的直接搬用(图1,2)。佩雷拉试图打击西方传统文化中一直延续着的二元论,并进而打击建筑言论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比如图/底,室内/室外。
按照佩雷拉的话说,“超表皮并不是一个包含任何具体意义的概念,而是一个事件,一个具有物质尺度的事件。”[2]进一步说,超表皮试图结合两个截然不同体系,并赋予其相应的特征――一种是先锋,另一种是日常文化,然后,在建成建筑的表面上创造体现这种结合的界面。“超”暗示了经过数字技术调整过的人类媒体文化,而“表面”则是将物体折叠成各种不同的拓扑结构。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新调整的开始,在这个位置,新密度的文化和交互主体同时开始出现。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曾写道:
“由于不同媒体的新形式的渗透,流动性再一次获得了合法地位。当更多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被媒体所控制的时候,空间正在变得更加电影化和流动。……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身体是一种原始的机器装置,吸收并循环着空气和水。另一方面,我们还存在另一种由流动的电子信息构成的身体――即通过不同形式的媒体(包括微电子芯片)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身体。现在,我们被迫思考怎样在建筑上融合这两种不同的身体,并为第三种即将出现的身体找到合适的空间。”[3]
伊东丰雄描述的第三种身体就是由超表皮定义的身体。这样,如果站在物质的立场上,形式已经从功能关系中排除,建筑也被阻断与建筑环境的联系,而结构也脱离了任何给定的建筑关系中的意义。因此,现在,建筑研究应该建立在作为人类实用工具并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各种数字媒介的基础上,进而也与流动性产生密切关系。

超表皮:建筑和媒体文化的不相称
就第一点目的来说,佩雷拉认为,二战以后在建筑中,一直存在一种躲避庸俗(消费)资本主义的倾向,即试图将建筑建立成某种更高层次的理性文化,比如某种理想的数学抽象。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种二战以后建筑发展中的普遍状况。佩雷拉从两个方面批判了这种倾向,一方面是从数学本身的概念出发批判,另一方面是从建筑发展的内部出发批判。[4]
在数学中,这个术语是根据经验和实验得来的。在数学中,超表皮是超空间中的面。数学中的超空间是四维或更多维的空间,(超表皮构成的)超空间被认为形成了某种更为复杂的时间-空间-信息概念。然而,在当代建筑中,一方面,存在感受远比数学和物质意义要重要,并形成了对建筑影响更强大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1990年后利用数字技术对拓扑建筑形态的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两方面都促使建筑学重新思考建筑中的某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拉引入了数学中的“超表皮”概念,定位于新的复杂状况中的“超表皮”概念,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媒介文化或后人文主义文化条件下的建筑状况:这种新状况的产生源于消费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建筑向着不稳定的动态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超”不是指数学中抽象意义的更高,而是意味着变化和动态。在“存在”(现实)世界中,“超”被理解为源于某种生活世界的冲突,因为“超”改变了三维空间中的正常维度,并形成了现实世界中文化组织的支配性结构。正如抽象的数学空间中的“维度”,“经验”则在文化中起着类似的调整作用。佩雷拉认为:
”‘超’与表面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关系,‘超’是一种新的理解,它描述了当代生活世界建筑表面中的复杂状况。”[5]
让我们再来简要的了解建筑发展内部的情况。1980年后,随着德里达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小部分建筑理论家比如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学者马克・维格利(Mark Wigley)的推动,建筑开始质疑以理性为中心的建筑思想而强调建筑中的“冲突”和“矛盾”,并发起了众所周知的“解构主义建筑”运动(图3)。
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虽然建筑界的这种“解构主义”影响日渐普遍,但还是有一些理论家和建筑师对此表示不满,他们相信建筑肯定会拥有一种与德里达哲学中的语言/文本思想不相符合的物质状态。因此,这些人便开始转向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思想,并随即提出了一套根据建筑物质性来理解建筑的理论。当德勒兹一些概念变成了建筑理论关注的主要焦点时,当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时,近十年的西方建筑中又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也就是某种更平滑更景观化的变形建筑形态趋势。
佩雷拉认为,正是这种对德勒兹哲学的临时性搬用直接说明了西方建筑理论界中某些人对德勒兹过于狭窄的解读――这种狭隘主要体现在格雷格・林和埃森曼的部分言论中,同时,这些临时性搬用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些问题。[6]实际上,在佩雷拉眼中,这种趋势从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现代主义建筑中的某些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试图避开日常消费实践的混乱和庸俗,而寻求某种纯粹的抽象建筑空间。他认为,尽管国际互联网和迅猛发展的技术对正常商业实践的不断渗透越来越猛烈,但是,这种情形与上述这种新的建筑发展趋势之间并没有找到一致的切合点。因此,佩雷拉认为有必要在建筑中大量扩大日常广告或日常生活文化符号的分量,而不是仍然陷于某种纯粹的抽象空间中(正如在格雷格・林的探索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因为那些日常广告或符号已经与各种更广泛的界面(或者我们称之为媒体文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7]
佩雷拉并进而提出了某种借鉴德勒兹思想的更深层次的方式。因为德勒兹思想更关注那些纯粹外部条件中的开放边界和展开面。他指出,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媒体的迅速普及解释为“自动解构”,即迅猛发展的生产和技术模式促成的社会主体解构,这种解构实际上已经在城市街道层次的活动中大量体现,也就是说,城市街道层次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媒体化。[8]
佩雷拉说,对于德勒兹和加塔里,一直存在某种符号学和经验主义的尺度,而这一点恰恰被最开始的那些建筑理论家丢失了,这才导致了某种不加修饰的拓扑建筑的出现。也就是说,由于埃森曼和格雷格・林在解读德勒兹时忽视了其中表明的建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建筑就很可能丧失活力甚至动力――在格雷格・林的一些设计中所显现的漠然特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9]
就第二点来说,佩雷拉认为,“超表皮”表明了一种新兴的建筑/文化状况。要实现这种状况,通常要把经常是相反领域的语言和事物相互融合并形成不可分割的复杂性,佩雷拉引入“超表皮”便是为了描述这种复杂性并产生创造性的结果。
具体来说,“超表皮”是佩雷拉对文化机制中的二元性进行反复思考和重组的结果。佩雷拉试图通过“超表皮”表明,当代建筑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各种深藏于文化历史中的自发或自生力量,通过德勒兹的理论,佩雷拉发觉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存在的二元(二分)关系,比如图/底、内/外,一直都暗示着导致精神分裂的传统。佩雷拉认为,在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媒体文化的促进下,“超表皮”正是解决这种精神分裂的一剂良方,同时会产生某种创造性的突变和融合。[10]
“超表皮”理论质疑了文化中二分关系中各元素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这么明确的界限,比如图/底(figure/ground)、内部/外部、结构/装饰、场地/建筑物以及真实与虚拟等等。佩雷拉认为,这些组合中的各元素不应是互相独立的静态实体关系,而应是相互重叠的结构或者面关系。这样一来,佩雷拉便消解了二分关系中的界限或者说模糊了这种界限,也就是说,各元素之间的明确界限便不再能借助语言或物质的划分而维持。那么,在这个时候,“超表皮”就会应运产生。[11]
举例来说,真实和虚拟的范畴现在就变得模糊,因为两者逐渐开始相互融合:媒体的不真实(本应真实)与迪斯尼幻境(各种主题公园)的真实(本应不真实)相互交织,并逐渐呈现出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的贬值。佩雷拉认为,促使真实和虚幻之间界限分崩离析的根源在于日益强大而无处不在的日常消费文化,类似的这些二分关系混淆的情况不断创造了各种密度(intensities),这些密度正是我们面对空间-时间-信息而产生的复杂而根本性的现象学式体验或本体感受(proprioceptive experiences)。佩雷拉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这些情况,那就是“超表皮”。[12]
佩雷拉最终要做的就是在建筑中结合两条轨迹,即媒体文化(消费文化)和拓扑建筑(抽象建筑),并将之融合成一条相互缠绕的动态轨迹。佩雷拉发现了一种超越当代世界的精神分裂(二元论)或虚无主义状态(消费文化缺失)的文化运作模式。在这种结合中,佩雷拉将技术、意识、(形式和空间)工具、经济、(图像)再现和身份特征都交织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深长的高密度旋涡状拓扑表面,即所谓的“超表皮”。
历史说,佩雷拉“超表皮”概念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概念,而是某种延续历史传统的体现。当然,这里的连续性并不是说佩雷拉重复或者复制了历史上已有的“表皮”(surface)概念,而是说他在对历史传统的重复中找到了差异,并进而找到了某种适宜于当代的独有的“表皮”特征。马尔克斯・诺瓦克(Marcos Novak)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佩雷拉的“超表皮”概念延续了西方建筑历史中对建筑表皮(architectural surface)的丰富探索,因为这种探索从来没有把“表皮”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分隔,而是把表皮看作是不同世界之间的“门”,而在这道“门”中,主体性将豁然显现。[13]诺瓦克认为,法国古岩洞壁画、古埃及建筑中的象形文字、哥特教堂中的“傻子”圣经、伊斯兰清真寺墙壁上镌刻的古兰经,比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二十世纪初以来建筑上的霓虹灯广告牌,以及巫师的水晶球和童话中会说话的镜子都体现了这种“表皮”定义。[14] 佩雷拉自己对“超表皮”的定义也延续了这种说法,他说:“超是某种存在尺度,而表皮则是承载能量-物质的基础(Hyper is the existential dimension and Surface is the energy-matter substratum)”。[15]可以这样说,佩雷拉的“超表皮”是上述“表皮”定义在信息时代的最新版。

超表皮:当代建筑实践的体现
1990年之后,媒体建筑和拓扑建筑的迅猛发展,都直接促进了建筑/文化中超表皮的发展。这两种潮流直接反映在一些明星建筑师的作品中。与拓扑建筑相比,媒体建筑似乎声势没有这么浩大,(声势比较弱是因为它反对建筑物质属性的重要价值,并反对现代主义对形式中符号的归类),但也是显示信息空间的一种尝试。现在,主要有屈米、渐进线工作室(Hani Rashid&Lise Anne Couture)以及伊东丰雄的作品(如果再扩大一些还可以包括让・努维尔以及赫尔佐格&德默隆)体现了这种趋势(图4)。[16]具体来说,在建筑发展过程中,符号或图像曾经被归类到次一级的、装饰性的、比较没有功能性的范围内。现代主义中的符号意义一直都被包含在形式中,但是当形式(以及理想几何形式的应用)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同时,符号意义也逐渐与日常生活相剥离。这就是媒体建筑的由来。
媒体建筑一直都在寻求将电子符号带入到建筑的表皮中,并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媒体建筑帮助建立了一种不需要物质性的超表皮体系。当表面/实体和符号意义在时间的流逝中产生相互作用时,超表皮所起到的作用将会非常强大。例如,正如佩雷拉所描述的,“如果我们除去时代广场中所有的电子符号,我们会发现物质表面显示出的极端不协调,因为每一块物质的面都在帮助实现符号解读的最大可能性。” [17]这种情况在任何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上海、香港、东京等等都会有所体现。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经济的迅猛发展才会促成这样的一种现象,并促使建筑表面产生异化,迫使表面成为符号,也迫使符号成为表面。尽管这种商业中心主义引发的“庸俗化”潮流已经在媒体建筑中有所体现,但还是很不容易被正统的建筑学科接受。但是,信息文化正在不断渗透到建成环境中,并为各种字节(数字技术)与建筑表面的相互结合(即超表皮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当然,我们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拓扑建筑的发展。就当代建筑现状来说,拓扑建筑显然比媒体建筑的发展更迅猛。利用数字技术,当代建筑设计开始探索一种空前的拓扑建筑形态。因此,在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先锋建筑师的作品中,将体量/空间拓扑变形普遍存在,这样进而在建筑中形成了动态空间的特点(图5)。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种趋势(拓扑建筑)是从第一种趋势(媒体建筑)内发展而来,是在消除建筑形式中的柏拉图几何,并形成极端的折叠变形。先锋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会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而现阶段的先锋建筑在经历了开拓阶段之后,已经越过了自我批评的阶段并逐渐趋于成熟。随着建筑理论的兴趣从语言理论(德里达理论)转变到物质和实体理论(德勒兹理论),建筑中的拓扑学也会随之转向。在数据(字节)不断渗透到当代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同时,建筑形态的拓扑化也可以被理解为建筑完全接受数据流(数字技术)的序曲。
拓扑建筑带来了建筑形式、结构、环境和设计程序的改变,并进而形成复杂动态的开放模式。由于普遍受到动画软件(对时间的控制)、模拟现实、计算机辅助制造和信息技术的影响,拓扑“空间”完全不同于笛卡尔空间,因为拓扑空间是跨越不同时间段并包含各种事件的折叠形态。
拓扑变形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有限地延续了传统的建筑手法和创作体系。不过,另一方面,建立在新兴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设计程序变得更加灵活,而建筑形态也变得更加可塑性,这样进而又促进了高度个性化建筑的发展。
佩雷拉自己也进行了多年对超表皮的建筑实践探索。他最早的超表皮研究开始于电子服装的研究(1990),他试图用三维建模软件来进行纹理贴图和坐标调控的试验。首先,要破坏某个计算机生成的线框模型(图6,7)。然后,拉伸、扭曲和折叠这个模型,最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和图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抛弃了通常的建筑-装饰或建筑-符号的二分关系,而不是将它们推向两极。形式不会由于图像而得到增强或者变得更加丰富。图像和形式将会融合,并形成统一的拓扑形式――即超表皮。[18]
佩雷拉没有将动画软件看作是一种在静态结构中加入时间因素的工具,而看作是让建筑设计程序(事件)和用户之间的时间关系产生动态化的途径。对于某些建筑师在利用了动画软件内置的时间装置后,却最终产生出与建筑设计程序无关的静态雕塑形式,佩雷拉持批评态度。佩雷拉说:
“这些形式制造者是现代主义英雄时期的残留物,他们虽然表面上承认建筑对技术的应用,但心中却在追求自以为是的理想形式。但是现在,技术正在破坏这种理想形式以及相关的实践过程。因此,现实也遭到了相应的贬低(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理想总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称之为超表皮的‘中间区域’反而处于展示各种事件的位置。对于建筑而言,这种情况也开始触及到设计程序,而且这种情况对于设计程序的意义决不仅仅是非物质化这么简单。”[19]
在莫比乌斯住宅(1997-1998)中,佩雷拉和卡彭特(Rebecca Carpenter)研究了动画软件的另一种使用方法,并重新考虑了家庭空间与媒体的结合(图8,9)。佩雷拉认为,现有的居住概念应该遭到质疑。数字媒体已经打破了欧氏几何对距离概念的定义,并将居住者的知觉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电子图像平台,同时将家从一种独立的室内状态转变成一种公众(世界)和私人(家庭)相混合的状态。实际上,莫比乌斯住宅担当了一种渗透膜的作用,它打破了室内/室外的二元概念,也就是说既没有室内也没有室外,而是形成一种连续的变形媒介表面。利用动画软件中的“粉碎”程序,这个设计使所建立的NURBS曲线模型产生扭曲,而所产生的表面也可以随着控制这个模型的5个点中的任意一个随意变动。[20]
佩雷拉最近几年还进行了类似一种流动的分阶段变化的图解膜研究(1998-)(图10)。此时的超表皮由动画变形产生,并试图在设计过程中融入时间并形成动态形态,而不是形成确定的线性形式,或者“不产生问题”的形式。佩雷拉认为,尽管动画停止了,但是媒体图像已经与建筑形式相互融合,这也说明了建筑/媒体领域之间界限的坍塌。“超表皮是真实与不真实(或者任何对立的二元关系)之间互相渗透而形成相互关联的不定形领域。” [21]这样,一旦超表皮在形成的过程中加入了动画,超表皮就是不可还原的,同时还包含了复杂的时间体验。
实际上,图像-形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促使下一直都有所发展。形式创新和图像制造正在成为同一个过程(建筑创新)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时,在市场经济对新东西永不满足的欲望驱使下,这个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快。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最根本性研究应该是在建筑与技术之间建立任何可能的接口,这样才能避免那种对数字技术的肤浅理解和发展。建筑师必须理解计算机的本质及其重复工作的特殊性能,同时,建筑创新也将不再是天才独自冥想的结果,而是借助媒体物将计算机的奇怪逻辑应用到世界中的结果。而这正是佩雷拉的超表皮所反映的一种真实社会状况,即我们自己已经变成我们创造的媒体世界的一部分。

注释:
1. 此处参照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38
2. 引自同上,P143。关于超表皮的定义参看Cristina, Giusppa(ed.): 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218, 以及S. Perrella (ed.), AD Profile: Hypersurface Architecture I/II, Academy Editions, London
3. 转引自同上, P144
4. 参见同上
5. 引自同上 P139
6. 格雷格・林和埃森曼的缺陷都在于将德勒兹某些概念直接搬用到建筑形式中,而忽略了德勒兹思想中的方法和态度,实际上,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的RMIT(墨尔本LAB,包括唐纳德・贝茨(Donald Bates)和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具体对美国先锋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参看Michael Speaks:“It’s Out There”, in AD: NO.139(Academy Editions, London.)。格雷格・林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也是当今美国在利用数字技术研究建筑形式方面影响较大的年轻学者之一。他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筑学院的教授,也曾经在埃森曼的事务所工作过。他的建成作品有纽约韩国长老会教堂等等。他曾是ANY杂志,AD客座编委,并在许多重要的建筑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主要著作有Animate form(1999), Folds, Bodies & Blobs(1998)。他的个人网页是http://www.glform.com
7. 关于德勒兹的思想,参看《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法),吉尔・德勒兹著,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8. 参见同上,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40
9. 参见同上
10. 参见同上,P141
11. 参见同上,P143。简单的说,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西方二元论所造成的思维障碍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要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参看美国著名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以及《和而不同:中西会通和比较哲学》。
12.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国际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写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建筑理论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为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
13. 参见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44
14. 参见同上
15. 引自同上P145
16. 参见同上
17. 引自同上, P190
18. 参见Zellner, P.: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P46
19. 转引自同上P47
20. 这个设计的具体介绍和图片资料参见同上,P48
21. 转引自同上。这个设计的图片资料参看同上,P49

参考书目:
1. Cristina, Giusppa (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
2. Perrella, Stephen (ed.), AD Profile: Hypersurface Architecture I/II, Academy Editions, London
3. Zellner, Peter: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
4. Tschumi, Bernard (ed.): 2003, Index Architecture, MIT Press, Cambridge.MA.
5. Lynn, Greg: 1998, Animate For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6. Vidler, Anthony: 2000, Warped Space, MIT Press, Cambridge.MA.
7. Virilio, Paul: 2000, A Landscape of Events. MIT Press, Cambridge.MA.
8. Rajchman, John: 1999, The Deleuze Connec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MA.
tAO 发表于 00:52:32 | 阅读 () | 留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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