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12
reading 从三角洲到三角洲
斯哥特·拉什
我想我与很多人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第一印象来自于OMA和瑞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突变》，尤其是《大跃进》，该书的确为中国创造了某种西方人思考中国的范例，而在某些方面也折射了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这原是库哈斯和上海建筑师马清运写在信封背面关于建筑设计的内容，不知为何，一年后就得以完成了。这是在《普通城市》之后进入《垃圾空间》的库哈斯。《垃圾空间》像是永远写不完。此文作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而我大概是在进入千年交接时读到了它的原稿。所以对我而言这就是中国，我猜对于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尤其是那些熟悉文化理论、熟悉中西方艺术建筑的人。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源于2002年圣诞节在卡姆登的爵士咖啡馆，我和瑞姆在餐后一起喝酒。瑞姆说我应该去上海，然后我们一起写一个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剧本”。于是到了一月，我就飞了过去。瑞姆有一点惊讶我真按他说的来了。我确实来了，而且把我订的中档酒店改成了OMA建议的四季酒店——可以想象我那些在金史密斯学院财务部工作的同事们对这笔奢侈开支的惊骇程度。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一点也不惊讶瑞姆还没有到。瑞姆已经礼貌地先给马清运打了电话，那时清运正和他的开发商妻子李守宁在一起，我们约好一起进早餐。我送给清运我当时的新书《信息批判》作为见面礼。作为回礼，他说，我们一起去海南吧，在海南我们可以与加拿大籍的华裔开发商安迪和当地政府一起做些工作。清运的意思是，我们赶下一班飞机去海南。而我这个古板的西方学者，已经有了一堆预约在身，这种自发冲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和清运当时彼此才认识了大概30秒钟，但是他通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海南之旅的介绍方式，对我仍然是今日中国无限创造力的象征：机遇无处不在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的中国——这些也是艺术、建筑、媒体和某些商业的中国形象的核心。
最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和斯蒂斐诺·波里(Stefano Boeri)也加入了瑞姆、清运和我的行列，开始做2010年世博会所委任的协力工作。工作倒没有做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在中国了，而且我对中国开始上瘾了。我至今超过20年的职业，就是从事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它如何转变全球文化的书籍写作。而中国显然位于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前沿。整整近四年时间中，我学习着中文，并且涉及多个中国项目。和很多人一样，我被眼前的这些非凡的能量、速度和可能性所吸引。而珠江三角洲，或者说珠三角神话，正是这种吸引的核心。
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SA)2006年5月的来访是别有意义的。如今，最令人关注的是这些创造力和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未必喜人的后果：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后果。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读书》小组的工作，他们是中国的新左派，由汪晖、黄平、崔之元和王晓明等人组成。此次前来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小组本身是“艺术与生态”(Arts & Ecology)小组，其考察目标是中国二十七年以来的能量、速度、可能性，以及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艺术与生态”和《读书》小组，都代表着对邓小平单纯关注发展和开放市场的不同声音。艺术、建筑、城市和理论如何介入这种情况？于是我飞到香港机场，然后坐巴士去和其他在广州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的中英专家们会合。我被从香港到大陆的巴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拥挤和艰难惊呆了。巴士上基本都是到香港上班的广东人，他们干香港人不愿意干的活。这些巴士开得无比缓慢，而在过关时则麻烦得要命。而在边界的另一头，你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你的那辆巴士。
进入深圳，它比《大跃进》让我期待的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也更富裕。那里有很多真正的消费文化型大楼，正像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泛滥的后现代大杂烩。而去广州的旅途则非常缓慢，而且广州本身比我想象的要单调很多，也全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富裕。这个城市曾经在19世纪上半叶诞生过大量商人，他们组织起来的行会曾经发展出一套和国家政府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而现在它看上去似乎在衰退。张巍的维他命艺术空间是这次活动的中方主办方，也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级艺术空间。但它也是广州唯一这种类型的艺术空间。这个曾经产生过侯瀚如和一个非常成功的三年展的城市，相对于文化过度集中的北京和上海，就像是一个真空。有人曾提醒我，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向内推进约
中国人存钱；而伦敦人——我在伦敦住了将近十年——花钱。泰晤士河三角洲历史上主要是一个货物流入的地方，有工业品也有消费品。如今，原料通过南安普敦或者其他港口运输，很少有货物经过泰晤士河。泰晤士河与伦敦城和金丝雀码头相接，在那里如今有约60万个金融部门的工作取代了码头工人的工作。泰晤士河如今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业以及现在的旅游业，包括由博物馆带动的泰晤士河南岸的旅游业——从南岸中心到设计博物馆和塔桥。有人猜想，珠江三角洲未来是否可依靠金融业和旅游业，是否将会有一个连接香港和广州的“南中国”？这是香港地图署的古儒郎(Laurent Gutierrez)和林海华(Valerie Portefaix)的梦想。看到广东南沙的开发规划，你也许会认同他们的想法，在那里香港开发商霍英东和建筑师刘珩正在建造一个新城——该城建成后将会有高尔夫俱乐部、游艇和奢侈的酒店设施。或者珠江三角洲面临的未来会更像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而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背景始终还是萦绕在我们心头。
那次去广州，我们整整一周中都在巴士上和我们中英混杂的队员一起，在广东全省各处探访。这次活动的高潮，也许就是我们对南岭的大农村/小城镇的访问。南岭在广东省的东北部，离湖南省的边界不远。在南岭附近有一个被称为韶关的地方，开发商陈旭军正在那里开发一个生态旅游基地。这里已经是张巍和陈旭军设立的让艺术家们居住和交流的地点。在这个剧场前的空地，我们进行了此次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之旅的唯一一次讨论。在这里，陈旭军热情地讲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精神”这个词在他的语言中反复出现，我锁定了这个词。我们小组的复旦教授潘天舒说，是的，城市里的人们需要来这里获取“治疗性”价值。我扮了个鬼脸说：“治疗性！！”这就是物质与功利主义的极限所在。恰恰这些精神上的立足点大多是自相矛盾的。在陈旭军看来，中国在精神上需要达到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所谈及的“世俗精神”，是建立在中国的宗教和儒家伦理上的。这就是“关系性”，是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在他关于中国的大作中所论述到的：关系比个体更早出现。这不是先验的，而是内在精神的，这种关系性，是两千年以来教条主义者们努力斗争的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成功摧毁了的东西。今天中国的机械唯理性是这种精神的另一种摧毁性因素。另一种暗流也危如累卵——它不同于三角洲来往的货物流，但若没有它，货物流就无以为继。这种暗流的关系媒介就是“道”。这也是“交流”的广泛本性之所在，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共享”。“交流”在这个脉络里是强有力的和形而上的。“交流”对本雅明来说就是“告知”(Mitteilen)，是分享，是对非物质的、精神实质的分享。
而正是这个因素需要在中国的发展中回归到与社会的和自然的结构关系中——精神不是外部的，而是社会和自然的组成部分及浓缩。在这里我们可以获得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然而这也需要——也许是辩证对立——与极其唯物的个人主义共存，这不是功利主义的资本积累，而是库哈斯和马清运所借助的“差异性、创造力和可能性”。这种表面上永远开放的关于差异性的唯物主义，将真正的力量赋予了像刘珩、姜珺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匡晓明等这些城市领域里更年轻的人们。这是无限机遇的理念。珠三角的问题，正如我们西方的问题一样，是要达到这样的“世俗精神”和“关系性”，这对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可持续性都是必要的。这也是把它和它的对立体——拥有创造力、可能性和差异性的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它总是要和这个矛盾共存。因此正是这种货物、想法和意义的流动和变通，在中国，在西方，让我们从三角洲到三角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