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1-11
reading 论约瑟夫・波依斯的非常反省
战后的德国艺术―论约瑟夫・波依斯的非常反省
战后德国艺术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反省。波依斯的反省是一种非常反省。与一般的政治反省和社会（经济）反省不完全相同，而是一种艺术反省。这种非常反省似乎不能代表德国战后的时代精神，但是又的确滋生于德国战后。它有所掩避，有所超升，展现出一种特有的良知和独特的现象，对这种掩避和超升仔细研究，是否可以发现这种非常反省的理由呢？这种理由是否代表着人性中的一个方面在德国战后的境遇中的变现？是否可以由此而更能辨析更为广泛的现象？（比如也许就能反证Max Weber的新教伦理的社会理论，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学的总结，而是一种非常反省，一种掩避和超升中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代精神现象，他的结论是值得质疑的，他的方法也是掩避性的。所以，由此启发出的新儒学是否首先批判了这种掩避性，就成了此学说理论价值的层次。）波依斯的非常反省是由波依斯具体立案的，所以，这本文中的所以研究结果又是个别的，最多只是为研究战后德国的艺术，战后德国时代精神，战后的普遍精神提供一个思路。
二次战后，德国艺术的最重要的代表是波依斯。因为他全面地对历史反省，对当下批判和对未来向往。 波依斯的反省、批判和向往不完全是通过他的作品传达的，更多的是他以他的行为、他的思维和他的存在让德国和世界重新感觉到了历史、当下和未来。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作为是一个典型的战后现象，而且是典型的德国战后现象，这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末的“新绘画"运动代替。
波依斯的反省、批判和向往都是有其原因的，也有所针对。对于这些原因和目的的分析，就透过波依斯看到了德国艺术。但是德国艺术并不就是波依斯的艺术，许多方面以波依斯个人的艺术无以概括和代表。所以对于波依斯的具体的作品，#还是这一个艺术家因何（特殊原因）、为何（专门目的）、如何（方法与技术）呈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之所以他有这样的理解，不能不追究他的早年生活、特殊阅历、面对的问题以及他的师资渊源。
波依斯是一个言行并重的思想型艺术家，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一整套理论。有时候，他甚至脱离自己的作品，脱离自己的艺术，脱离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进行演说、对话和写作，所以他自己已经对上述种种问题作出了理论的解答。所以对于波依斯自己的言论的整理分析是一个切入问题的关口。
但是，当他的作品在他那样的一种激越超绝的状态中完成，即使是自己反观作品、反省行为，所作是言论也只是一己之词。而他只是一个触发之机，让他人对之而重新感觉到了历史、当下和未来。那么这些感觉同时也是由他人的行为、思维和存在与他相触的瞬间/以后才得以产生，这些反应波依斯本人无以预设，也不能事后全盘了解。因此，波依斯本人的言论并不能定义波依斯艺术的意味和价值。他的同代人和后人对于波依斯的研究和评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切入问题的关口。
波依斯是艺术家，并不是思想家。他的言论虽多，也不能构成哲学，在德国这样一个代出思者的国度，他的理论明显琐碎、混杂、零星，而且意义含混，即使语句通顺，理解也不是可以正常进行。这是他招受诟柄的原因。但是，换一个角度，理性思维的严整、清晰、完全而意义明确正是波依斯突破的目标。他的这种风格和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外的开创精神，直指不可言说的境界。因此波依斯的论述就分析为三项任务#：
1.事实考据：一种科学的谱系学工作
2.理论分析：一种哲学的追问和清理
3.本质印证：一种将艺术作为人类本性的变现的回溯
1．非常反省的个人原因--波依斯(Beuys)的生平
对波依斯的生平的考查建立在这样三个目标上：
波依斯的早年经历对他的影响，会影响到他后来艺术活动，他的家庭出身，经济境况，他的体质，他的智识、兴趣和志向，他的遭遇和他的幻想，也会影响到他如何以艺术呈现的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非常反省）。
波依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德国鬼子"侵略军，他服膺命令，尽职尽责。他作为航空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轰炸和攻杀，又承受了丧失好友的哀伤。多次负伤，昏迷的时日，被人救起，送往野战医院，感受万千……，最后终于被俘，与整个德国一起承担兵败和投降。
忠勇不可以追溯，国家不能认同，自己文化的渊源必须着意回避，自己内心的苦痛不能直接倾诉，家园已作为自己的罪孽的代价而被摧毁，重建的坚强和艰苦当时不能得到赞许，更不能讴歌。波依斯作为艺术家在肉身的痛苦之上，心里又被历史和现实的境遇剥夺了自在。面对生存的残酷和精神的重负，波依斯的遭遇与他的作品如何相关？这些问题构成了波依斯生平的意义。
1．1．波依斯的早年经历
波依斯1921年5月12日生于Krefeld。这一年秋天，全家迁往Kleve。在Stachelhaus的传记中说他产在Krefeld的妇产医院，而家在Kleve。 波依斯的父亲Jesef Jakob在Rindern开了一家面粉-饲料店，在30年代经济危机前，倒闭了一家乳酪厂。父亲的小业主身份对波依斯的影响不大，他自称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顾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前一年，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去漂荡，专门打杂和喂养动物。后来被家人找回，重新复学。 Kleve是个古城，在与城市相关的神话和传说中，Kleve的伯爵的血统上溯到中世纪的天鹅骑士Lhengrün和其父、著名的国王Parzifal，所以城徽上有天鹅的形象。本地的老字号植物炼油厂（1888年建）的品牌就是天鹅，波依斯还在这个厂打过工。Kleve在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说，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Anacharsis Cloots参加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1794年因为政治理想被杀。波依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Cloots・波依斯，Cloots的观念是反对专制，反对权威（包括教会的权威），宣扬革命，追求理想的大同社会。小城中还有J. Moritz的纪念碑，四周有四座大炮作装饰。
波依斯自己对Kleve地方的景色非常怀念，他说他一直牵挂着家乡的风景。他在十多岁时，经常却田野里和林子中，手上拿着牧羊人的棍子，卧田野，看白云。他喜欢看植物，并根据科学性分类作了笔记，并把植物采集回来。植物在家中阴干、枯萎，但保持着原来的形态。他更喜欢动物，也把它们作了笔记，画上一些说明性的图，并捕捉到一些小型动物，做成标本，仔细地察看，又加以把玩。这种趣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两个并行的方向：对形态的观察和对科学原理的追求。
他在课外学习钢琴和大提琴，是校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手。波依斯的理科成绩很好，所以毕业时根据平时的成绩积累，以相对的高分得到上医学院的机会。在德国这是个有前途的专业。但是他因为服兵役而未能正常升学，他在部队里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了话务。
波依斯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信徒在一个以新教立国的德国，虽然早已不存在教派之争，但是起伦理与教会组织的习惯，却给孩童时代的波依斯很深的影响。
在学校里，他参加希特勒少年队，穿着制服向纽伦堡进发。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完全没有被这种外在的规范所左右，他自己在队列里，内里却很随意。也许这是他天生的性格，他自小就处事有悖常情。对有些他喜欢的人特别好，对法定权威（包括父母）反而冷淡。他学习能力很强，但又经常逃课，甚至回家不从门进，而要爬上一棵树从天窗里进入。
波依斯的早期经历虽然不能说明他今后将如何看待历史、现实，但是还是部分地决定他的理想的方向和基本显现了他的处世方式和相源（形象选择和造型品味的原本根据）。
波依斯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影响分成四个方：
1． 他的个性和他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他与社会主流思想保持距离，时常反省并有时会以极端的方式对抗和破坏这些思想，以及由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规范。 2． 他的对历史的兴趣和对自然的兴趣形成了他对问题的视角。对待现实的问题，他会追寻其神秘的传说中的根源，同时又与自然界的要求相对照，寻找物自天成、人各有自的天然的权利，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批判。二样兴趣总是交织在一起。
3． 他对先哲的敬仰导出了他对世界走向的观点--世界大同，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包括在民主制度中的被人为理念操纵的制度）。
4． 他的个人喜欢为他后来的艺术作品准备了形象：
Moritz纪念碑的大炮--铁铸的长柱 植物标本--枯物 马戏团经历、捕捉小动物--死了的兔子、美洲狼 田野中的鹿--牧鹿人、鹿、鹿腿 游荡时的棍--鸥亚棒 城徽上的天鹅--鹅与天鹅 老字号炼油厂--橄榄油 钢琴、大提琴--钢琴、大提琴
1．2．波依斯的特殊战争经历
波依斯高中毕业后（1940年）应召入伍。他认为战争是他的培养过程。
由于他对自然科学及与之相关的技术问题的兴趣，他选择了空军，并先在Posen的空军通讯学校受训。在校与他的教官Heinz Sielmann相识并交游，Sielmann是学生物和动物学出身，对自然，特别是自然界的动物有详细的观察，并且掌握了观察的技巧和方法。这些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使Sielmann战后成了动物专题片的制作人。而对波依斯来说，这种友谊给他的观念和艺术都带来影响。波依斯也随Sielmann一起去参加Posen大学的与自然相关的课程。
在此间他还参与了Hermann Ulrich Asemissen的哲学研讨圈子。他们讨论了Ednard Spranger的著作和思想。这种思想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倡美育，目的在于开发人的潜能。战后为Kassel大学哲学人类学和美学教授和艺术学院院长的Asemissen，是从理论的角度发展了这个思想，而波依斯则是用艺术来发展这个思想。
波依斯在他的后期，不大喜欢谈起战争，说明他对战争经历不重视，也可能有所忌讳。所以目前无从知道他的内心对这个矛盾如何解释。一方面，作为战斗机飞行员（不是直接驾机，他曾是无线电通讯员、机航卫士，后来又做过领航员），不仅经常要杀人，炸毁建筑，破坏城市、桥梁，而且，他还经历了迫降、负伤，战友死在身旁等情形。另一方面，他又保护动物，观察风物，欣赏风景。出生入死与自在逍遥如何能够协调起来？除了可以追溯他的天主教背景和对自然的沉迷之外，还要看到他已经成为Rodof Steine思想的服膺者。他认为世界的理想构成方法同时下的行为没有关系，当时的战争只是一种命运，死了就死了，不死以后就去建造理想。所以打仗就不是因为勇气，也不是因为忠诚，而是一种受难。他也英勇作战，五次负重伤，得到负伤勋功章。但是当他回忆战争时，只有地理（克罗地亚、南意大利、乌克兰、克雷米（Krim））和自然（河流、草原、森林）。也许他是空军，不用常规武器面对面地战斗，总是"居高临下"，所以忽略许多人与人生死冲突的情结。
战争中波依斯直接影响的一个事件是Krim的战斗。他与占有驾驶的JU87轰炸机被苏联红军的高射炮击中。他们返航时因机械故障，只好紧急迫降，飞机撞毁，波依斯本人被摔出舱外，而驾驶员身亡。这时，迫降地点是在德军防线以内，但是天突降暴风雪，身负重伤的波依斯由当地的牧羊人（鞑靼人，当地民族）救起，运回帐篷，用黄油裹扎他的伤口，用毛毡裹住他负伤而又冻僵的身体，用牛奶和乳酪喂他，守护他一直昏迷的八天。最后被德军搜索部队发现，送回野战医院。
伤愈后波依斯又被派往被荷兰，最后被英军在Cuxharven被捕，关入战俘营，一年左右释放回家。
战争对波依斯的影响也许是奇异的，因为他后来的行为和作品与战争相关的残酷、恐怖、壮烈和艰苦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当然这可以看作是战后德国不许回顾战争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状况。但是，从战后的作品中（如伯尔的小说），有对战争的直接后果（废墟、寡妇、饥饿；人欲对精神的遮蔽）有所关注，在波依斯的作品里也没有这种关注。波依斯把战争中的痛苦（头部负伤、脾脏割除）和战后的遗害（如饥饿、伤残）都升华到他对社会理想的艺术性创作中去了。战争使他跳过了用写实的方法面对现实的一般方式，而是无视现实，直指幻想。
战争时期给他的艺术留下的也是有四个方面：
1． 他进一步保持与现实的距离，而独立反思。
2． 他对自然的兴趣由于与同伴的共同切磋而更加深入。
3． 他对Rodof Steine的思想全面了解和接受，结合对Spranger的心理教育而固定了他的行为取向。
4． 他的战争特殊经历提供他的主导相源： 鞑靼人的保护--桦树棒、雪橇 黄油--黄油 毛毡--毛毡 军事搜索队与野战医院--油灯、十字标的各种器具和通讯器材 雪地昏迷--对白色空间一切色彩都化为铅灰和血痂
1．3．二次战后的社会与生活际遇 波依斯在战后首先是学艺，然后是创造，并且是在创造中产生冲突。波依斯的生活际遇应该是和他的艺术活动一致，因为他的艺术观念已使他把生活当作创作，社会当作作品，自己当作艺术。但是毕竟还有艺术之外的社会，社会之外的作品，创作之外的肉身。所以在讨论他的艺术之前，先看他的学习艺术的过程，再看他遭遇的艺术若即若离的事件。
波依斯1946年决定不再学习理科而专攻艺术。就不得不追索他的早期艺术经历。
在中学读书时，他曾在Kleve的"Achilles Moortgat绘画之家"学画，老师是Constantin Meunier和Georg Minne。他的画显示出高超的才能。1936年15岁时画的一批水彩，就被陈列在中学的过道、楼梯墙壁上。这个时候，波依斯只知道有美术，不知道有艺术，因为当时的纳粹政府给"艺术"作了教条规范，就是要自然主义地写实。波依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的就是写生技巧。直到1938年他看到一本Lehmbruck的画册，才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看法。从此他把Lehmbruck看成自己未受亲传的老师。1986年1月12日，当Duisburg市政府将三年一度的Lehmbruck奖颁发给他时，他的谢辞的第一句就是称谢"我的老师Lehmbruck"。
波依斯看到这本画册是当时已经禁毁的"腐朽艺术"。他是从指定焚毁的书中找到的，但对他来说这些照片给了他"对塑造的第一次真正的感觉"。他在谢辞中陈述了他对Lehmbruck的看法，看法分成两层：一层是关于Lehmbruck的艺术，另一层是关于Lehmbruck这个人。
关于Lehmbruck的艺术，波依斯注意到其空间感如何在人体中得到呈现，而且因此而开启了直觉感受的新的角度，把雕塑的观念向前推进一步。
关于Lehmbruck这个人，波依斯注意到了雕塑后面有一个悲剧的心灵，这是一个倍受伤害的心，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望，相反充满了希望的火焰。这种用语言无法陈述的精神（在艺术上与直觉相关），正是波依斯开拓扩展的艺术及社会雕塑--社会活动作为对于人的塑造而成其为作品。所以从一开始，波依斯决定去Düsserdorf美术学院上雕塑专业，就已经设定了为人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将要通过雕塑实现。
在去投考前，波依斯回到Kleve作准备，他向本地的雕塑家Walter Brüx和画家Hanns Lamers学画，并且也在这时，结识了对他的艺术最初和一贯的支持者Grinten兄弟。这二位农民的儿子，却成为波依斯的生活上的支柱和艺术上的知音。后来他们在波依斯的学习阶段和未成名时期定时分给他个人的生活费，并在波依斯因为伤痛发作、失恋等肉身、人事的痛苦中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由其母照顾他的起居，带他到田里劳作，以化解他的结郁，安慰他以使他重新进入创作状态。
波依斯在Düsserdorf美术学院的第一个老师是Joseph Enseling，他学罗丹，做写实雕塑。在德国艺术史上，已经经历了世纪初的美术向艺术的转折，又经历了Bauhaus艺术和时代精神的调整，同时还经历了表现主义对艺术和生存状态的结合。在艺术上，罗丹式的写实主义已成为一种陈旧的肤浅的浪漫美术品。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的学生是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生死煎熬，眼见得希特勒纳粹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营造的法西斯艺术教条对人性的扭曲，最终导致人类的灾难、国家的失败和家园的摧毁。如果一个人在这种经历之后还要做艺术，艺术对他来说意味着根本不是任何表面的美感，于是波依斯离开了Enseling，去了Ewald Mataré的工作室。
Mataré世纪初（1907-1912）是Lovis Corinth和Arthur Kampf的学生。这两位柏林艺术学院的教授、波依斯的师祖是上个美术时代最重要的代表，对中国，Kampf的艺术也有影响。Corinth是印象主义画家，题材以自然天光中的山野为主；Kampf的素描更是精练富有表现性。他们同时也参与世纪初德国艺术的本质转变，所以Mataré也是一个世纪初转折期的艺术家。Mataré与Lehmbruck不同，更为着重材质，着重减化形体。1932年Lehmbruck就任Düsserdorf美术学院教授，1933年被纳粹当作"腐朽艺术"的代表而开除公职。Mataré的作品也因过于抽象，不够写实（其实还是具像的主题性创作）而被拆毁。战后，1946年复职。波依斯选择Mataré是因为他的独立创作的经历（被纳粹开除），还是因为童年的印象（Mataré1934年在Cleve做过一个教堂主题雕塑《英雄》）不得而知，但他一入学就与老师发生冲突。
首先波依斯对老师的师徒集训方式不能接受，但是因为他殷勤而且用功，所以老师对他既恨又爱。Mataré进行的材质训练对波依斯的空间感和形式感的进一步开发必然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波依斯一再强调他的艺术拒绝审美倾向，而后来的艺术家恰恰却为他的作品的形式感和材质感所激动（如德国的Kiefer和中国的苏天赐）。
Mataré只教少量的学生，而且在家里上课，批评学院是一进去就朽弱。但是他又喜欢学院，退休后还保留了工作室。这对波依斯也有影响，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挑战学院的规范，要求让学生可以自由注册等，一方面又喜爱学院，为争取恢复教授职位与州劳工当局打了多年的官司直到胜诉。
波依斯1954年以后毕业离校，在当时的德国，经济的窘迫对每个人都有压力，对艺术家更加厉害，因为他的工作与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关。所以穷困对波依斯是个问题，一直持续到1961年当教授。在经济状况穷困期间，他要找到许多订件来做，这些作品对他来说不能算是他所认为的艺术，只能算是天才的手工劳动。
1954年圣诞，波依斯的未婚妻Frau与他解除了婚约（他们1949年相识）。 之后的二年，波依斯经常接受精神治疗。他旧创复发，精神不振，体力不支。 他借住在Lynen家时曾打算自杀。1956年，因为Grinten母亲的帮助，他开始恢复愉快的心情，开始恢复健康。他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是打消了自己不能再创作的忧郁。他对自己这段经历是这样陈述的（记录在G?tz Adriani Winfried Konnertz和Karin Thormas的Joseph 波依斯一书）： "这段危机中，无疑是战争的经历和当前的事件都有影响，因为总有东西要消亡。我认为，这个阶段对我是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从这时起我彻底改变了肉身结构。我拖着躯体已经太久。开始时觉得精疲力尽，很快就成为正常的代谢过程，内在的东西必须彻底转换，整个肉体都要置换。疾病几乎总是生活里的精神危机，过去的经验和思考被丢弃，而融为积极的转化。 1958年波依斯在Cleve疗养院获得一个房间当工作室，做了一些公共雕塑。年底认识Eva Wurmback，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艺术教育专业毕业（得到相当于硕士学位的学位）。1959年结婚，1961年生子，1964年生女。
1961年波依斯受聘为教授，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境遇的根本性改变，因为德国教授属国家官员，从此他和他的家属将享受国家的保险。（虽然波依斯先试用五年，但具备这种前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波依斯才能专心从事于他的实验艺术，不用以艺谋生。但是对于波依斯来说，教育又意味他的艺术，他的艺术是启发人智，开发潜能，改良社会，所以当教授对波依斯具有存在上、心灵上和精神上的重大意义。
1972年10月10日，波依斯与54位申请入学而未得许可者，占领了教务处，他要全数录取这些人和另外的申请者共125名在班上，要求给予注册。最后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艺术与研究部长解聘并被警察逐出学校。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学生的声援下，在波依斯本人的坚持下，1978年4月由卡塞尔联邦劳工法院判决解聘非法。在此之前，由于1973年2月21日的法庭胜诉，10月20日，波依斯乘坐他的学生Anatol所做的独木舟，渡过莱茵河到达美术学院。
他之所以能够胜诉是因为他根据了宪法规定上人有受教育的自由，这是他的理念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关，虽然他说自己与政治无关，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在维护人的权利上就是政治，他的艺术中的自由精神就是政治，所以他的被解聘那天在学校的教务会议上激烈地陈词?quot;国家是猛兽，必须抵抗它。我赋予自我的责任是摧毁国家这只猛兽。"
1967年他成立了德国学生党，为学生意向而发言，目标在于打破国家利益，绝对地解除武装，不用戒严法，欧洲与世界一体化。用新的观念从事学习、教育和研究，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世界法律和世界文化的基础。但是他的学生党不是为了维护一党的利益，因为党的最后宗旨是解决生死问题，因而象一个宗教组织。但是因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学生，所以学生党就成了全人类党。这个党没有党性，反对所有党派，是个Metapartei（变形党）。1968年，该党改称Fluxus西区。
1971年6月1日，波依斯在Düsserdorf成立了"人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后来又在197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中作为艺术品展出。
波依斯从此更加扩大了范围，在世界各地做展览，直至1986年1月23日，死于心脏病，骨灰飘入北海的波纹。
除了艺术，他还有生活吗？
"没有。"他的妻子Eva说。
